燒烤帶來的熱度在回落。

淄博的熱度在今年“五一”沖上頂峰。燒烤店老板張鳳來說，來淄博吃燒烤的游客一群一群的。彼時張鳳來的燒烤店正因食品經營許可證辦不下來，店鋪裝修，卡在熱度上。他每天焦躁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眼見著游客都流向了別的燒烤店。

6月中旬，張鳳來的燒烤店開門了，但似乎已錯過人流高峰。經營半個多月，張鳳來決定把店轉出去。

王春德的燒烤店在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場旁邊。7月11日，他把“吉店轉讓”四個字貼在了店門上。開店2個多月，王春德似乎坐了一趟過山車，客流高峰期，店里一天的流水能上萬，但現在他不得不接受門庭冷落的狀態。

淄博的熱度眼見著一點點退下來。滴滴司機肖凱感受很明顯，他“五一”前開始干滴滴，一天輕松能掙400多元。現在很吃力，到晚上9點，才拉了200多元，扣除相關花銷，到手就剩幾十塊錢。“今天流水太低了，沒臉回家，得干到夜里12點。”

“五一”前，淄博因燒烤爆火，紛至沓來的游客像是在參加某場狂歡，熱情充斥在街頭巷尾，像燒烤爐里燃燒的炭。時隔數月，淄博熱情雖有，但熱度不再如昨。

退熱

7月的淄博，暑氣正盛。

下午3點空氣中的燥熱一團一團的，仿佛要把人圍裹起來。最火的八大局便民市場門前依然有不少游客在拍照留念，但門頭上的電子屏已不再顯示游客數量。高峰時期，這個淄博人眼里不起眼的農貿市場，一天接待游客量超過10萬，被大家調侃為5A級農貿市場。

市場里賣炒鍋餅的老板站在攤位后面招徠游客，“淄博正宗炒鍋餅，先嘗后買。”廖廖游客被吸引過去，探尋的看了看又走了。看著走了的游客，老板的臉上透著些許無奈和落寞。最火時，八大局市場里賣炒鍋餅和紫米餅的商家根本無暇招呼游客，人一波一波涌過來，東西像不要錢一樣，給客人打包的手就沒閑過。

臨近傍晚7點，熱氣一點點退了下去。八大局便民市場攤位上的燈光都亮了起來。在市場打工的大學生池敏正在清理攤位上的垃圾，和“五一”相比，她明顯感受到現在市場人變少了。

她指著旁邊賣小海鮮的攤位說：“這家已經有一星期沒開門了，也沒有轉租。”她猜測可能因為生意不好關門了。現在市場上賣小海鮮的攤位比之前多了六七家。“大家賣的東西都一樣，同質化太高。”

一條街有5家店在賣衢州鴨頭，甚至招牌的顏色都一樣。掛著中華百家姓紅色招牌的商鋪就有4家，賣花果茶的店鋪更多，隔幾步就能看到一家。

夜里10點，一家賣炒鍋餅、紫米餅的店鋪在悄悄退場。幾個工人正在拆店里的設備。負責搬東西的工人滿頭汗水，休息的空檔他告訴旁邊詢問的人，“店已經租出去了，十幾年老店不知道為什么不干了。”被問租金的時候，他看了看周圍，小聲說“租金那貴了”，一個面積不足15平方米的攤位，一年房租竟達數十萬。周圍干活的人很安靜，在八大局這樣的價格已是公開的秘密。

4月中下旬王重從東北來到淄博，在八大局便民市場比較偏的位置租了一個2米寬的攤位賣烤冷面。和房東說定，一天200元現結。“五一”過后，攤位費漲到400元一天。王重攤位右邊挨著另一個東北人的煎餅攤，再往右數一連幾家都是東北人的攤位。淄博火了以后，大家像鳥一樣往這個地方遷徙。眼看著最近游客比之前少了，王重盤算，“實在不行就撤，反正也沒啥損失。”

除了八大局便民市場，淄博最火的地方就是牧羊村燒烤店(以下簡稱牧羊村)，當地人稱其為淄博新的造富神話。

7月中旬，淄博雨水變勤，有時候從早下到晚。即使下雨牧羊村門外依然有游客在排隊。藍色的遮雨棚一個挨著一個，食客就站在棚子下排隊等交錢。一位從北京來的游客說她下午4點過來排隊，5點多就排到了。有游客在晚上7點到店，牧羊村的店長指引游客，先找空桌子，再排隊，晚上9點能吃上。

雨一會大一會小，牧羊村店里的人氣、燒烤的熱氣混著水汽，讓人有點喘不上氣來。店里對角放著兩個大功率的空調，冷風呼呼的從里面吹出來，但并不起作用。食客中有男士索性脫了上衣光著膀子吃東西，有客人額頭上的汗水順著臉流下來，頭發像被水洗了。

當被問到，這么熱為什么不換一家涼快的店?很多外地游客表示，就是想來網紅打卡店嘗嘗。也有游客因為體驗不好給差評，大眾點評上，排隊久、上菜慢、服務不佳和衛生條件差成為評論高頻詞。

“在外地人眼里，牧羊村燒烤就代表淄博燒烤，來了高低得吃一頓。”當地人分析，這是牧羊村熱度不散的原因。但現在肯定不比“五一”，“‘五一’的時候有游客早上8點到牧羊村門口排隊，現在下午4點過去就可以。”

淺海美食城內大概有十幾家燒烤店，除了牧羊村需要排隊，其他燒烤店里如今客人并不多。

“我們燒烤店就在牧羊村旁邊，屋里有空調，進去不用排隊直接吃。”孫立拿著引客牌，站在淺海美食城大門口，想把食客帶到自己店里，奈何很多人是慕名而來。“人家是網紅店，我們比不了。”孫立戲謔地說，“現在跟人家沒法比，但我們過去也不錯。”

孫立口中的過去，就是“五一”那會。不僅牧羊村排長隊，家家都排隊，他回憶，“一平米的地方坐好幾個人，我說太擠了，人家(游客)說沒事。”畢竟最火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雨停了十幾分鐘又開始下，孫立朝路口瞅了瞅，看沒人來，拿著引客牌轉身往回走。

晚上10點，肖凱的車還跑在路上。“今天流水太低才240塊錢，平常到這個點得300多，少干了100塊錢。”因為車是租的，刨去一天120元的租車費、40元的充電費和飯費，到手就剩下幾十塊錢。“現在沒臉回家，得等到晚上12點。”

今年“五一”前肖凱開始跑滴滴，一天掙400元、500元很容易，“現在就沒這么容易了，客流比那會少了五分之三。之前還能接到從淄博到濟南的大單，現在全是起步單。熱度已經下去了。”肖凱說。

余溫

桌上的炭火要燒完了，爐架上還放著沒吃完的肉串，魏琴正忙著打掃客人吃完燒烤的桌子。看著有游客從旁邊走過，她趕忙招呼：“吃燒烤嗎，來我們家坐吧。”

魏琴家的燒烤店開在八大局附近的一座爛尾樓里。“這個店是今年三四月份開的，之前一直在周村開燒烤店。”魏琴回憶，那會淄博還沒火，他們是開在爛尾樓里的第一家燒烤店。淄博燒烤火了以后，爛尾樓搖身一變成了燒烤聚集地，十多家燒烤店先后在這開門營業。

爛尾樓只有兩層，遠看外墻是灰色水泥墻，單薄的墻板，二樓甚至沒安窗戶，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異常顯眼。

燒烤店開起來后，魏琴說，店里只安了簡易門，沒有裝修。幾根水泥柱子突兀的立在店里面，但這并不影響生意，“‘五一’和端午的時候，一樓、二樓都坐滿了客人。”

“五一”過后，客流明顯降下來了。“和那會沒法比，人少了很多。”魏琴分析，“現在燒烤店開得太多了，客人一分散就沒多少了。”她指了指旁邊的燒烤店，“這家店關了兩次了，這是第三個老板，之前也是燒烤店，開了沒幾天就關門了，房租太貴，有的店撐不起費用。”

“我們這個店的租金是按照每天營業額的10%給房東，如果不按流水百分比提，就按年簽，一年十幾萬，能不能掙得回來不好說。”魏琴回憶，“以前這個地方租金一年也就1萬塊錢，現在一個月就得一萬塊錢。單這一小間。”

晚上因為下了雨，客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在小桌旁等上菜。旁邊店的客人多一些，魏琴招攬游客更賣力了，“誰知道這個熱度什么時候就沒有了，能不能掙錢說不準，得碰運氣。”

王春德的燒烤店也開在這座爛尾樓里，但境況不同的是，王春德打算把店轉出去。

“吉店轉讓”四個字孤零零的被貼在門上。店里沒有顧客，只有一個服務員和一個燒烤師傅。店里空調開得很足，冷風呼呼吹。王春德沒在店里，聽到有人想租店，店員急忙給他打電話。十分鐘不到，王春德滿頭是汗的趕了過來。

“4月27日租的店，5月3日到5月6日店里游客排隊都吃不上飯，最高一天流水1.7萬。”王春德今年46歲，博山人，此前沒有做過燒烤，淄博燒烤火了以后，這是他第一次開燒烤店。

僅僅維持了2個多月，王春德的店不得不選擇關門，他把客少的原因歸咎于，“燒烤師傅不大行。”雖然不干了，但他堅持自己沒有賠本，“房租4.5萬，店里買設備加裝修花了4萬多，5月20號之前，投入早回本了。”

他告訴有意租店的人，“你記著這個店一天營業額2000塊錢，用工、水電、房租就全包了。實際純利在1200元到1300元。”他解釋，“肉的利潤能卡到60%。一斤豬肉13塊錢左右，可以串28串，2塊錢一串。一斤羊肉30多塊錢，正常能串35串，3塊錢一串。”

王春德打算10萬元把店轉出去，但這個價格并沒什么吸引力。淄博一名房屋中介介紹，“現在很多燒烤店都在急著轉讓，轉讓費都能商量。”

張鳳來的燒烤店開在淄博共青團路和西二路交叉口附近。4月下旬簽的租房合同，6月中旬才開門，正好錯過“五一”客流高峰。

他解釋，“因為裝修不合格，審批沒通過。”淄博燒烤火了以后，相關部門對新開的燒烤店要求更嚴格，必須要有符合規定的操作間。

他指著一樓新打的隔斷墻說：“操作間必須是套間，之前沒做套間，街道審批通過了，區里沒通過。”套間里的水池數量也有要求，“最早要求是一個，后來要求是3個，現在要求至少5個。”為了通過審批，張鳳來不得不按照要求重新裝修。他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把一樓的衛生間挪到了二樓，原來的衛生間改成了水池。

“‘五一’的時候我都急壞了，店里雇人干活也干不出來，砸個墻要1千多塊錢，其他的活還另收費。”他指著二樓被水泥糊住的墻洞說：“堵這個口子要700塊錢，我兒子著急用手自己糊的。”

“那會來淄博吃燒烤的游客，一群一群的。”看著外面的游客，“是真著急，時間就是錢啊。”他算了算為了把燒烤店開起來，前后一共花了11萬塊錢。

雖然店開起來了，但“五一”的熱度也降下來了。

“剛開的時候，營業額最高能到6000元。”但隨著游客的減少，張鳳來的生意并不好做。7月上旬他決定把店轉出去。從開店到關門，不到一個月，賠了1萬塊錢。

坐在店里，57歲的張鳳來一根接著一根抽煙，人像沉在了煙霧里。

轉涼

7月的雨帶來了難得的涼感，也澆滅了一些人的熱情。這其中就包括趙珂，干了不到1個月，他的燒烤店就關門了。

趙珂今年28歲，淄博本地人。他的燒烤店開在了距離八大局1.8公里的東方燒烤城。燒烤城是新蓋的露天大院，院里分布著十多家燒烤店。

晚上6點，正是飯點，但燒烤城里的食客并不多，只有少數幾家店里有幾桌客人在吃燒烤。趙珂的店里，幾個工人正在搬東西，他想把店里剩下的設備轉賣出去。可能因為當天下雨，旁邊的店也沒開門。

燒烤火得太突然，趁熱開燒烤店的人太多，趙珂是其中之一。“‘五一’前沿街店鋪的轉讓費高達50萬。因為手里沒多少錢，只能找比較遠的地方，很偏的地方一年房租都要6萬。后來找到這個院子，一年房租要7萬。說實話，這個地方租金7萬元是很高的，但在那時候7萬元并不高。”

4月下旬和房東簽了合同，4月30日開始試營業。“算上租金、裝修、設備等各種花銷，一共花了15萬。”趙珂說。

燒烤店確實也火了一陣。“五一”期間，趙珂店里一天營業額能到8000多元。因為人手不夠，他辭掉了當時的工作，還雇了3個小時工。一個負責穿串，另外2個負責到八大局門口拉客。因為距離八大局還有一段距離，趙珂一般會開車把游客接過來。

因為開在熱度上，店里費用支出往往比平常高。

最火的時候，燒烤師傅的工資一個月得1萬多，小時工時薪一小時要20元。現在燒烤師傅的工資降到了8000元，小時工時薪也降到12元左右。他指著店里的桌子和馬扎，“你看這都是新的，買的時候桌子要100元，現在只賣80元。”

熱度維持的時間并沒有趙珂預料的那么長，5月底他決定把店轉出去。但一個多月過去了，店依然沒人接手。

剛下完雨，天氣很涼爽。趙珂坐在店里的馬扎上，向一位有意向租店的人介紹，“整個店就收7萬塊錢，沒有轉讓費，要設備再加一萬，就是不干了，不指著轉讓費掙錢。”但趙珂心里明白，如果收轉讓費，他的店更難脫手。

“賠是肯定賠了。”趙珂燒烤店的名字叫“不務正夜”，他反思可能是因為店名起得太年輕化了，“那會兒應該叫什么什么燒烤。”

和趙珂一樣，李琦的燒烤店也開在一個在露天大院里，叫煙熏火燎美食廣場，距離八大局只有486米。

5月中旬李琦和房東簽了半年合同，租金加轉讓費、設備費一共花了9萬元。印象里5月是最忙的，“一天流水5000元到6000元。”到了6月下旬，生意變得沒那么好做，李琦想把店轉出去。但面臨的情況是，來咨詢店鋪的人很少。

7月13日有客戶到李琦店里考察。因長時間不開門，桌椅板凳上落了一層灰，操作間的冰柜里還留著沒賣完的肉串。他告訴客戶，“雖然好長時間沒開業，只要開業就會有桌。大體一晚上會有5、6桌，好的時候能坐滿。”生意好為什么還轉?客戶的疑問讓李琦有些難堪，只推說家里有人生病。

談到轉讓費用，李琦說：“我租過來的時候就8萬多，您可以給7萬。”客戶對李琦的報價未置可否，李琦連忙追問，“您心里是啥價位，我降幅也很大。”當聽到有其他燒烤店報價6萬的時候，李琦想了想，“如果他們最低6萬，我們也能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