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冬天，秦宇紅已經一個多月沒走出醫院的大門了。

盡管大門之外，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逐漸恢復，街頭重現車水馬龍，但這位來自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的急診科主任，正在遭遇他從業20余年來最艱難的時刻。

過去的一段時間里，他眼見急診就診量不斷被打破紀錄，從日常的100余人，漲到四五百人，最多時640人，120救護車也愈加頻繁地出現在急診樓前。

“這是不敢想象的。這種量超出我們的接診能力。”2022年12月30日，秦宇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政府說應收盡收，我們在努力做。”

一天中，除了睡覺，他幾乎沒時間閑下來，走得快或說話快時，都喘得厲害。智能手表上的監測顯示，近來他的睡眠時間保持在5小時左右，夜里常被科室里的電話叫醒，之后就再也睡不著。即便坐下來，整個人也疲憊不堪，但還在硬扛。

剛剛過去的12月，直面奧密克戎感染潮的各省、市、縣醫院多少有些慌張。如今，從北京各醫院情況來看，感染高峰過后，發熱門診就診量下降，但急診并未看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前來就診的多是老年人，留觀、搶救的重癥病人數量還在攀升。秦宇紅感覺到，此刻的北京正在經歷“重癥高峰”。

“肯定要扛下去，一定不能倒，不能當逃兵。”秦宇紅說，“要倒肯定會倒在沖鋒的路上，不會背對敵人。”

急診告急，醫護拼命

這家三級醫院的急診科原本只有1個診室，如今加開到3個，每天每個醫生仍要接診100多位病人，“根本忙不過來”。有時排隊等候的超過100人，病人常需要等四五個小時才能看上病，甚至因此吵鬧、打架。

急診科原本擺放著10張病床，用于急危重病人的搶救與留觀，近來最多時塞到41張，“就硬塞，在地上放個椅子(當床)”。但現在，搶救室一點兒加床的空間都沒了，呼吸機也用光了，“氣管插管的病人有11個，還有六七個上無創呼吸機的”。

秦宇紅這些天收到了許多求床電話，但他沒辦法。“我的碩士同學給我發短信，我不敢給他回，(他)跟我要床位，我真沒有。”他無奈地說。

然而，醫院里并不只是缺床，急診室的氧氣管道接口已全被占用，有時兩個病人共用一個氧氣接口。醫院緊急搬來4個大氧氣瓶與5個小氧氣罐，“北大國際把所有可能的力量已經支援到急診了，包括可移動的床、能調用的呼吸機、氧氣罐”。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內科診室從3個增加到6個，搶救室床位一度從16張增加至70張，每日搶救近100人次。

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急診也在超負荷運轉，由120救護車轉運入院的急救人數，已打破上半年上海疫情時創下的紀錄。急診內科診位從4個增加到7個，多科室輪流派人支援，但醫護時常被淹沒在病患的浪潮中。

其實在急診室，很多物資都缺，但最缺的是人手。

感染潮來臨后，病人越來越多，秦宇紅和他的同事，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

“只要不發燒，或者你覺得身體行，就回來上班。”秦宇紅說，到2022年12月中旬，一線的醫護人員幾乎全病倒了，而前來就診的病人只增不減。

12月16日，秦宇紅不得不連續值了4個班，“40多個小時沒睡覺”。17日，他開始出現呼吸困難、水腫、咳血等癥狀。這個51歲的男人終于倒下了，但只休息了一天，又匆忙回到急診室。

這位曾帶隊支援過湖北的醫生原以為，3年前的那段日子是他最艱難的時候，但沒想到3年之后的現在，“比那時還累”。最近，秦宇紅很累，心情也有些差，夜里常常失眠。

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急診實行兩班倒，白班8個小時，夜班16個小時。往日里，一名醫生可以管3個病人，如今要管10個。一些前來支援的年輕醫生被累得夠嗆，其他科室科主任親自支援，“兩個班下來就受不了了。”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的急診科，近來就診量翻了一倍，急診科的搶救床位從6張增加到20張，由于缺人，45歲的急診科醫生耿楠常常連續值班24小時，但還是有很多病人要排隊等待。

“很多大夫(感染后)還主動請戰，說‘只要我能站著，我就能回來’。”耿楠告訴記者，“哪怕我帶病工作，也能夠給這個科室分擔一部分，能夠讓病人盡快地看上病。”

很多感染后迅速返崗的醫護人員，都覺察到身體狀態趕不上感染前，有的一邊咳嗽一邊上班，有的忍受病痛給患者輸液。在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急診室，一位39歲的醫生有高血壓、糖尿病，原本早就打了辭職報告，“一看疫情來了，他就不走了”，感染后硬撐著上了兩天班，又開始發燒，最后頂不住了。

這是秦宇紅近來很擔心的一個問題，在如此高強度、高壓力的狀態下，醫護人員倒下怎么辦?“這樣不可能長久，我也真是頂不住，我熱愛這個工作，但我的身體有極限。”只是面對眼前的疫情形勢，他還不敢想太多，只是拼命干。

他在感染之后，身體狀態也明顯不如往日，甚至在帶病工作多日后出現呼吸困難、咳血，他一直沒去拍CT。“沒敢，你要真得了肺炎，肯定得休息了，撐著吧。”秦宇紅說。

沖擊超出預期，醫院全力以赴

疫情政策調整之后，第一波大規模疫情的沖擊超出許多人的預期。

比北京更早經歷感染潮的河北某地，感染高峰已過去20余天，但老年重癥病人收治壓力仍不見緩解。

“目前還看不到下降的苗頭。”2022年12月28日，河北一家二級醫院相關負責人馮曉梅告訴記者，她原本估計，結束這場戰斗需要一個月，但現在的情況讓她不確定要戰斗到何時。

不少醫生都向記者表示，實際情況有些超出預期。

“這次北京市的疫情確確實實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對病毒的認識還沒有那么充分。”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發熱門診主任榮義輝說，2022年12月19日，他在自己的科普直播中開始提醒觀眾，“這個東西需要警惕”。

而榮義輝出現癥狀的第一天，還在值夜班，第二天又開始做新病房規劃。“那陣兒我覺得，無所謂，小車不倒只管推唄。”榮義輝說，“到了中午，直接就被干翻在床上，兩個小時嗓子就完全失聲了，上吐下瀉”。休息了兩天，他就回來了。

那段時間，科室里15人被撂倒14個，“就跟堵槍眼的似的，上來一個干倒，再上來一個。”醫院也迅速抽調其他科室的人前來補充支援。

“初期，大概70%以上的人其實都是開藥的，有點兒恐慌性就診。”榮義輝說，“新十條”發布后，考慮到退燒藥用量會激增，他所在的醫院儲備了正常情況下兩個月的量，但很快就被搶光了，藥房開始四處尋藥。

2022年12月中下旬，發熱門診就診量從200余位回落到100余位，“最近70%以上是老年患者，反復發燒拖了很久的，病情相對較重。”榮義輝告訴記者。

“隨著疫情的發展，救治的壓力開始從發熱門診向急診和重癥救治的科室傳導。”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說，“急診的壓力顯現，馬上就是一系列連鎖(反應)。”

“我們想到了(放開后)病人會增加，但大家沒有想到會這么多，尤其是對老年人的影響會這么嚴重。”馮曉梅對記者表示，“(醫院)沒有能足以應對現在這個局面的預案。”

這讓醫院多少有些措手不及。面對大量老年病人的涌入，醫院起初表現得有些慌張，沒有床位，好多重病人收不進來，感染后剛剛返崗的醫護身體還吃不消。醫院一直想方設法抽調人手，混編隊伍，協調科室，增加床位。

放開之前，馮曉梅所在的這家二級醫院，囤了1-2個月的Paxlovid(奈瑪特韋/利托那韋片，新冠口服藥——記者注)用量，目前已經用完，藥房有新的采購計劃，但現在該藥的供應量有限。醫院還增添了有創呼吸機、無創呼吸機、指脈氧儀等設備的購置，但“不太好買到，缺貨，各醫院都在要”。

秦宇紅同樣表示，他所在的醫院也曾做過相關預案，但目前Paxlovid等藥物仍然緊張，藥房在積極協調。

而榮義輝覺得，雖然重癥與肺炎的發生率不高，但由于感染基數太大，會造成絕對數量的增加。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盡管奧密克戎變異株致病力下降，但感染者基數龐大，重癥絕對人數也不容忽視。”

在不少醫院，都出現感染高峰過后，大量老人涌向醫院的現象，他們多數是在感染新冠后，基礎疾病加重，或出現肺炎，不少都需要住院治療。

“冬天是住院高峰期，是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內科疾病暴發的時間。”一家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本來冬天就一床難求，現在這個因素，會加倍這個(醫療)需求。”在他看來，要把困難想得更大一點，要重視它。

“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打仗一樣，我準備好了人、武器裝備，甚至糧草都準備好了，但是真到了戰場上，你會發現面對的敵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這個時候仗怎么打?”近期，央視記者在采訪焦雅輝時提問道。

焦雅輝說，“我們就要求醫院，要把所有的床位資源統籌起來，設備全院統籌、床位全院統籌、醫務人員全院統籌。像發熱門診病人量多的時候，全院支援發熱門診;現在急診量大的時候，就要全院支援急診。”

“在與新冠病毒的決戰中，醫院各部門被摁下了快進鍵，開始超速運轉。”焦雅輝表示。

“趕快騰床，讓后面的人能夠住進來”

在河北的那家二級醫院，感染高峰過后，醫院住院病人的數量從低谷時的300余人，增長到700余人，而醫院原本只有600張標準床位，但目前已經收治接近1300位病人。

“我工作20多年了，這么快速的上漲還是第一次。”馮曉梅說，“呼吸科的病人占80%。”但呼吸科已經沒有能力將這些病人全部收入呼吸科，醫院里所有的成人內科系統，都在收呼吸科的病人。

起初是呼吸科，接著是心內科、腫瘤科、神經內科、腎內科、內分泌科、老年病科、中西醫結合科，都開始接收。“只要有病人就得收，因為我們也不讓推，其實政府也有下文件，要求醫院要收治多少病人。”馮曉梅說。

“我們現在就不考慮(床位)應該擴充到多少，而是到底哪間屋子里邊能放張床，有氧氣。”馮曉梅告訴記者，“有地方，有人員，有氧氣，有基本的輸液能力，那就收病人。”一些科室病床擺滿后，再擴充的病床只能加在樓道里。

劉可敬告訴記者，最近有很多人打來電話向他求一張病床，甚至有外省的病人要飛到他所在的上海，但多被他勸退了。“沒床位，現在基本是等著，你解決不了。”

“因為基礎病比較多，占床時間比較長，病床周轉率其實相當低。”馮曉梅告訴記者，現在每天有100多個出院的，150多個的住院的。在秦宇紅看來，“重癥來得慢，去得也慢。”

進入2022年12月，不少地區的醫院發出重癥病房擴容急需醫療設備緊急采購項目清單，采購設備包括：病床、呼吸機、床旁監護儀、高流量氧療儀、除顫儀、ECMO(體外膜肺氧合)等，采購預算從數百萬元到數千萬元不等。

在北京朝陽醫院，院方組建了15個綜合救治病區，開放538張床位數，其中危重癥監護床位69張，收治急危重癥患者，疏解急診壓力。在廣州，市財政投入8.95億元，采購醫療設備2.2萬臺，打算將ICU重癥救治床位從455張，增加至1385張。

根據國家衛健委2022年12月27日公布的數據，截至12月25日，全國重癥醫學床位總數是18.1萬張，即12.8張/10萬人。“目前來看，全國總體床位資源和設備資源，能夠滿足重癥患者救治需求。”焦雅輝當天表示，“目前正在經歷重癥救治高峰的省份，重癥床位的資源已經接近臨界值，需要進一步擴充重癥床位的資源，或者是加快重癥床位的周轉。”

而在一個多月前，2022年11月2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到，當時，我國每10萬人口的重癥醫療床位不到4張，“要補齊重癥醫療服務的短板”。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國重癥床位增加了兩倍多。

政策調整前，馮曉梅所在的醫院曾收到過河北省衛健委下發的文件，要求擴充重癥床位。“要求達到全院床位的10%。比如說我們有600張，(重癥床位)要達到60張床位。”馮曉梅說，“擴充之后，達到60張沒問題，但是還是不夠。”

“現在針都插不進去、水潑不進去，床位都到極限了。只能等著，一個轉走，一個再進。”秦宇紅說，有的人病情平穩后，就先轉到其他病房，還有一些病情穩定的，原則上尚未達到出院標準的，但為了讓更危重的病人及時住進來，現在可以先回家。

在馮曉梅所在的醫院，盡管收治病人的壓力不見緩解，但流程正慢慢理順，趨于穩定，醫院也在努力把有醫療需求的這些人都收治進來。由于各級醫院都在擴充病床，轉診情況也比半個月前有所好轉。

“過了那個慌張期了。”馮曉梅說，“大家就專心治病。”

看似缺床，實際缺人，全員皆兵

過去的一個月里，馮曉梅所在的醫院調集了綜合ICU與呼吸科、心內科、神經內科的ICU力量，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后的重癥病人。

“綜合ICU主要收治年齡非常大，并且需要機械通氣的病人，專科ICU可以做一些生命體征的監測和基本的呼吸支持。”馮曉梅說，“但是(人力)資源不夠，我們從其他科室抽調醫生，擴充到ICU。”

但馮曉梅心里清楚，短時間內整合一支專業的重癥隊伍很難。“還有呼吸機、輸液泵等設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位，需要提前做準備。”馮曉梅告訴記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更何況重癥救治并不是人人都能干的。”

“當時武漢不就是這么弄的嘛。”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李剛也有同樣的感覺，“把別的病房都收重癥肺炎，也可以，這個環境有，但是重癥的人力資源不夠。”

2022年12月9日，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新聞發布會上就指出，要對各專科ICU，按綜合ICU的標準進行擴容改造與建設;對專科ICU的醫務人員，進行綜合ICU知識技能方面的訓練和培訓，確保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快速補充到重癥醫學專業隊伍當中。

在北大國際醫院的重癥醫學科ICU，放開之前收著八九個重癥病人，如今重癥病人數量已經增加到18人。科室尚有6張空閑的ICU床位，但護理人員并不夠用。

“現在三班倒，我們27名護士，只能收到18個病人，就撐死了。”李剛告訴記者，“ICU的醫療安全、護理安全，跟人力資源是密切相關的。人力資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關的。”

李剛告訴記者，重癥醫學科標準的床護比是1∶3，即1張床配3名護士，但現在1名護士要看兩張病床。盡管如此，ICU還在保障著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癥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產婦、腦出血、心梗等病人。

ICU醫護人員也因感染難以避免地出現減員的情況。“最多的時候只有一半人在這兒守著。”李剛說，“那還都是輕傷不下火線，帶病堅持工作。”在他看來，不少醫護人員都冒著被感染的風險，犧牲了個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撲在臨床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癥病人。

后來，醫院從其他科室抽調來3名護士支援，但由于ICU救治經歷不足，她們只能與其他護士搭班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呼吸機、吸痰、循環監測，她們都還不熟悉。”李剛覺得，ICU護理并不是誰都能干，除非呼吸科ICU的醫護前來支援，但由于急診重癥病人接診壓力大，呼吸科ICU的醫護人員在急診支援。

“我們(急診)的工作量已經比ICU大多了。”急診科主任秦宇紅說，“將近40個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機十七八臺。我們自己的醫生已經分身乏術。”

急診告急后，醫院陸續調來大內科的18名醫生、60名護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癥病房)、CCU(心內科重癥病房)的醫護人員，但秦宇紅還是感覺到人手不足。

他帶著這群醫生，管著近40位重癥病人。“現在是超負荷。即使如此，還有好多老年人等著，進不去，很重。”秦宇紅告訴記者，“現在，我們最難過的就是我們無能為力，不能把所有該接的病人都接下來。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如今，每天前來就診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癥病人。

在河北那家二級醫院，呼吸科之外的內科、外科的醫護人員也被調用了一部分。

“比如樓層相鄰的，內科可以占用外科的床位，內科大夫去外科查房，平時外科幫著照看一下這些病人，護士幫忙換一下液，做些治療。”馮曉梅說，單純依靠呼吸科肯定不夠，醫院采取科室共管的模式，保證入院病人得到救治。

“與專業的呼吸科治療，質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區別。”馮曉梅告訴記者，“這種緊急情況下，也不需要考慮太多問題，總歸我們是醫生，能完成一些基礎性的治療，總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著要好吧，或者比村里要好吧。”

這段時間，這家醫院常邀請ICU主任、呼吸科主任，抽晚上的時間，根據診療指南和醫院實際情況，對全院內科、外科醫生開展線上培訓。馮曉梅告訴記者，近期省里也組織了重癥肺炎救治的線上培訓，而一些被抽調至呼吸科的醫護，私下里還要自學相關知識。

有一部分情況是秦宇紅擔憂的，由于缺人，很多醫院開始調配外科醫生參與感染者的救治。“風險很大。醫生是慢工出細活，個體化(治療)很重要，而且每個人還有好多基礎病，最好有個特別有經驗的專家去查房。”

秦宇紅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時，醫院一棟樓里放了400張病床，全住著新冠病人，“管床的，什么醫生都有，這樣管理起來，不能保證質量”。

但他也明白，“有問題也沒辦法。現在就是超越了醫療界的能力，只能犧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馬上要面臨著與北京同樣的問題，各地也不可能再像當年湖北一樣，從其他地方調集大量人手支援。

“每個地方都是戰場，你調哪里的?”一位曾支援過武漢的醫生表示出同樣的擔憂，“到處都是打仗，你調不出來。”

秦宇紅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癥病人救治經驗的京外醫生的求助。“他們現在經常打電話問我，這個病人該怎么治療。”秦宇紅告訴記者，“他們看著紙上的(診療方案)，不一定會用。文字變成行動，不是容易的。”

但對于這個3年前支援過湖北的醫生來說，很多治療經驗在3年之后又派上了用場。

“上一回去的時候，其實心里沒底，對這個病的認識也不行。”秦宇紅說，“但這回，我有一定的認識，治療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診療方案)，我們甚至做得更細致，對重癥的治療效果也要好得多。”

在有更多疫情應對與救治經驗的上海，感染高峰來臨之前，不少醫院做了提前的準備。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成立了一支60人左右的重癥專家會診組，并建立了一支由70名醫生、140名護士組成的重癥救治后備隊，同時擴容重癥床位，儲備呼吸機、監護儀等設備。

廣州市則通過發布醫療機構招聘公告，招聘了1412名醫護人員，并動員和返聘960名退休醫務人員，投入到醫療救治一線。在安徽，當地也著手培訓儲備6000余名重癥醫師，并為兩萬名重癥專業相關科室護理人員開展遠程培訓。

總結經驗，給下一個城市

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已從“防感染”，轉向“保健康、防重癥”，并將于1月8日，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

負責北京兩家定點醫院的重癥、危重癥患者救治工作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北京定點醫院目前收治的感染者中，重癥、危重癥占比為3%至4%，來就診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普通型。

“其實病情不會突然變重。”上海一所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在搶救資源準備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給予有效治療，他就不會轉成重癥。”

2022年12月中下旬，他注意到，西安有一個28歲的年輕小伙，感染后在家中捂了多天，病情加重才去醫院，最終被送進ICU，上了ECMO，但仍未搶救過來。而不少老人，也在感染后出現“沉默性缺氧”的問題。

“讓老百姓自己去判斷這個東西，他不是醫生，咋知道呢?”劉可敬說，“我們培訓外科醫生，總比培訓老百姓容易得多。如果干預了，他就不會發展到(重癥)那一步。”

在他看來，即使病人已經快“白肺”了，1個小時內治療與8個小時、24小時以后再治療，結局完全不一樣。

他建議，對于那些肺炎的病人，應收盡收，“都收到病房里去治療，哪怕是外科醫生管理，總比他在家里硬挺著強”。曾支援過武漢的劉可敬覺得，“武漢當時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情就是應收盡收，提前一點，把肺炎病人全送到醫院里面”。

2022年12月27日，焦雅輝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要擴容全國重癥醫療資源，醫療機構要擴容急診接診能力、醫院床位收治能力，最大程度實現重癥患者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焦雅輝還強調，重癥患者的救治工作重點還在于，要關口前移，通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把合并基礎疾病的老年人管理起來，根據他們的健康風險等級來實施分級健康管理。同時，強烈建議或者呼吁老年人能夠加強疫苗接種，預防和降低重癥和病亡的發生。

“如果我們只是被動地等，等都成了重癥了，到醫院里面來接，那我們三級醫院的資源總有飽和的一天。”焦雅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所以現在我們也提出來，其實這也是我們三年的一個經驗，就是要關口前移，早干預、早治療，能夠防止輕癥變重癥。”

不少醫生都向記者表示，對于預防重癥，及早識別是重要的。許多前來醫院急診就診的老年人，都在家扛了很久，一些老人其實血氧飽和度已經低于正常水平，但并未及時發現。

“我們一方面希望老百姓沒事少去醫院，但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事的人盡早去醫院看。怎么去處理這些事其實挺難的。”劉可敬說，“當初放開之前，每個家里發一個氧飽和度儀，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就醫，還可以避免延誤就診。”

而現在，“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劉可敬覺得，應當盡快每個家庭都發一個血氧儀，以此判斷病情變化，及時就醫，“在科學的儀器面前，可以減少患者的誤判。”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對臨床分型中“重型”的判斷標準之一是，“靜息狀態下，吸空氣時指氧飽和度≤93%”。

急診醫生耿楠常常在兜里揣著一個指夾式血氧儀，巡視時就測一下病人的血氧飽和度狀況，及時關注病人病情變化。“這個病，病情進展特別快。”耿楠告訴記者，她有一次發現一位病人中午還沒事，下午一測血氧已經發現不太好，她便開始協調醫院床位，半夜12點轉進了ICU。

1月3日，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做好新冠重點人群動態服務和“關口前移”工作。其中包括，各地要積極組織為65歲以上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癥風險且行動不便的重點人群發放指氧儀，指導居家自測血氧飽和度。

秦宇紅也同樣認為，防重癥很重要，應該早點兒把“特效藥”發給高危群體，“不能再拖拖拉拉”，同時還應當讓社會減少與老年人的接觸。

“現在強調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其實我們也應該去呼吁，每個人要學會保護高風險人群，要自覺地去保護他們。”有傳染病專家對記者表示，要自覺和高風險人群保持距離，避免接觸，盡量不波及或少波及他們。

如今，正在迎接重癥高峰的地區，都面臨著重癥床位資源接近臨界值的局面。

面對一種前所未有的疫情形勢，有地方正忐忑地等待感染高峰的到來，有地方正在全力迎戰感染高峰，而有的地方持續承受著感染高峰過后，重癥高峰的壓力。過去三年的一些救治經驗正在生效，而在新形勢新任務下，另一些救治經驗還在探索之中。

“每個城市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錯峰期，我們把經驗教訓總結一下，給下一個城市。”劉可敬說，“這樣效果會更好，損失就會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