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2023年畢業季已經臨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到1158萬。這是繼去年之后，國內高校畢業生數量再次破千萬。這其中，更吸引人眼球的是在北京市的28.5萬名高校畢業生中，碩博畢業生人數首次超過本科生，這在全國尚屬首次。

該數字一經公布，隨即觸動了當下人們對“學歷通脹”的敏感神經。“研究生畢業生的大量輸出將抬高就業門檻，學歷貶值加速”的話題引發公眾熱議。

然而，我們能夠就此簡單地認為，北京輸出了過多的研究生畢業生，或者我國的研究生培養規模擴張過快嗎?

北京本研“倒掛”不稀奇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北京的情況并不能代表全國。

作為我國教育和科技資源最集中的地區，北京具有學位授予權的研究型大學和科研院所數量冠絕全國。從教育部近年公布的數據看，北京地區碩士研究生招生量占到了全國的近10%，博士研究生招生量更是占到了全國的20%以上，北京地區研究生在校生數和畢業生數在全國的占比也與上述比值大體一致。

毫不夸張地說，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在上述各項數值上難以望其項背，西部某些省份每年的碩博士招生數和畢業生數甚至不及北京一所頂尖研究型大學。因此，作為教育高地的北京，其高校畢業生數量呈現本研“倒掛”現象并不能說明全國研究生畢業生已經“過剩”。

事實上，早在2020年，北京地區研究生招生數量便已超過本科生，且之后有逐年拉開差距的趨勢。因此，就北京地區而言，今年研究生畢業生數超過本科生不足為奇，而是大勢所趨和一種“定局”。這也符合北京作為國家教育和科技中心的城市定位和建設布局需求。

那么，從全國層面看，情況又如何?

從研究生培養規模看，經過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在絕對規模上成為研究生教育大國。根據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團隊的測算，我國研究生教育在2019年便進入了大眾化初期。但從相對規模看，我國與歐美國家，甚至臨近的韓國之間，依然存在明顯差距。

公開數據顯示，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每千人中的注冊研究生數為9人左右，韓國為6人，而我國僅為2.2人。從這個角度看，我國研究生培養規模仍需保持穩步增長。

還需指出的是，我國博士和碩士畢業生比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測算，近10年來，我國博碩畢業生比維持在10%左右，而美國該比值保持在25%左右。因此，研究生群體中的博士生培養規模也許更需擴大。

從就業市場需求端看，也難以得出研究生供大于求的結論。

以企業需求為例，2022年我國企業研發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76.9%。而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2020年我國企業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 margin-bottom: 2em; padding: 0px; line-height: 2.2; overflow-wrap: break-word;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Avenir, Segoe UI, Hiragino Sans GB, STHeiti, Microsoft Sans Serif,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font-size: 18px; letter-spacing: normal; white-space: normal;可以說，在我國企業中，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層次R margin-bottom: 2em; padding: 0px; line-height: 2.2; overflow-wrap: break-word; font-family: Microsoft Yahei, Avenir, Segoe UI, Hiragino Sans GB, STHeiti, Microsoft Sans Serif, WenQuanYi Micro Hei, sans-serif; font-size: 18px; letter-spacing: normal; white-space: normal;高層次人才“井噴”具有“溢出效應”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研究生就業市場在供需兩側都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然而在現實中，用人單位“缺人才”和畢業生“就業難”的就業市場結構性矛盾非常突出。在已就業的畢業生中，人職不匹配、過度教育、職業滿意度低、跳槽頻繁、高離職率等就業質量問題凸顯。

因此，學歷貶值的焦慮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當前我國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些突出性短板問題。當前，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發展“卡脖子”等關鍵問題的解決對畢業生就業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提升我國研究生教育與社會行業需求的相關性，促進研究生高質量就業仍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題。

根據教育部2020年發布的《關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我國要在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強國。增量的同時如何提質、走內涵式增長道路，是在研究生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這一大背景下，回頭看北京市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問題，則有更多可探究之處。

作為我國首都和教育資源最集中的地區，北京培養的研究生不僅服務于本市的建設與發展，更為全國各地培養和輸送人才。

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的研究數據顯示，盡管北京一直都是博士畢業生就業的熱門地區，但也在為其他地區源源不斷輸送人才。近5年，北京有超過一半的博士畢業生流向國內其他地區。

如果沒有人才的持續供給，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就成為無米之炊。過去，博士畢業生到西部就業往往是一件稀罕事，一些省份對引進名校博士畢業生會給予“超規格”的待遇。這既因為當時欠發達地區的確難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也因為博士數量太少，且絕大部分留在了機會更多的一線城市，導致“物以稀為貴”。

然而，如今研究生畢業生數量大幅增加，人才在一線城市“飽和”后開始向全國流動，這無疑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活力，而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將進一步增強人才的培養能力和吸引力。于是，人才有序流動與經濟發展形成共振，良性循環遂成。

研究生教育與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是一盤棋。如果僅僅將眼光放在北京培養和輸出了多少研究生，而不去看其為全國培養了多少研究生，無疑是狹隘和片面的。從這個角度看，發達地區的高層次人才“井噴”對中西部地區是具有“溢出效應”的。

“忽悠”式引人不具可持續性

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發達地區的人才溢出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引得進”之后，如何“留得住”并“用得好”，是中西部地區在新一輪區域“人才爭奪戰”中需要思考和下大力氣解決的關鍵問題。

近年來，中西部一些地區和城市為提高自身吸引力，陸續推出一系列人才優惠政策并不斷加碼，還將其當作留住人才的關鍵。作為“物質基礎”，諸如戶籍、子女入學、待遇和福利等因素如果不到位，無疑會導致引進人員的不滿。但是，完善的保健因素能起的作用也僅是消除不滿而已，達不到深層次的激勵作用。與保健因素相對應的激勵因素才是留住人才的關鍵。

這些激勵因素包括工作本身是否具有挑戰性和價值感、職業發展道路是否明確和具有成長性、從工作中是否能獲得認同感和成就感等。因此，中西部地區在引人、用人方面，不僅要在保健因素上“動腦筋”，更要在激勵因素上“下功夫”。

然而，現實是很多地方單位不僅缺乏激勵因素，甚至對保健因素的承諾也做不到。例如在引進博士時，一些地方高校提到的安家費等待遇，在人才到位后并沒有兌現，而這些“外來”博士也缺乏與高校平等對話、爭取權益的機會和通道。

再如，一些高校所謂的“人才引進”并非真實需求，只是用“引人”來“作秀”，大搞所謂的青年人才論壇并宣揚其對人才的渴望和誠意，然而在后續引進過程中，卻通過不斷降低待遇試探應聘人員的底線，最終導致博士畢業生失望而歸，甚至與原有就業機會失之交臂。

上述情況造成的不良社會影響，導致后續畢業生對相關高校甚至地區產生強烈的不信任感。信譽是最好的名片，如此“忽悠”式的人才引進方式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

總之，在我國研究生數量和比例逐漸提升的當下，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依據地區資源稟賦打造特色產業，形成人才引進和使用的“真需求”，以及人才培養和發展的“真平臺”;另一方面，也應規范人才引進和使用的程序和辦法，規避當前出現的各種亂象，為“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