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具體內容也向社會公開，其中涉及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組建國家數據局，以及組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等一系列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

如何從宏觀上總體把握此次改革的性質?站在歷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時間軸上，此次改革旨在解決哪些問題?就此，新京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趙成根。趙成根長期研究行政體制和政府組織體制，并多次參與中央和地方機構改革的實踐，黨的十九大以來，他也作為咨詢專家參與中央決策咨詢的有關座談。

趙成根認為，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是在十九大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政府職能和機構的合理歸位。同時，也是針對當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國際形勢、全球競爭的變化、國家治理戰略重心的變化，調整政府機構、職能。

新形勢新任務，需要新的機構設置和政府職能變化

新京報：從總體上看，你認為應該如何看待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

趙成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多輪政府機構改革，或者說是行政體制改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就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管理體制。實際上，這一改革目標到十八大召開前，就已經基本完成了。

黨的十九大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在黨政統籌這一總原則的引領下，這是一次實質意義上的“大部制”改革，且落地十分順利。

國家機構的設置和完善都是一邊試一邊往前走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次改革中就完成。改革后有需要調整的，新形勢新任務也需要新的機構設置和政府職能的變化。

這一次國務院機構改革是在十九大以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職能和機構的合理歸位。同時，也是針對當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客觀需要和國際形勢、全球競爭的變化、國家治理戰略重心的變化，調整政府機構、職能。

新京報：此次機構改革具體調整到的部門，體現了什么特點?

趙成根：先說說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和調整金融監管體系。

科技管理體制的調整肯定是針對當前我國科技發展的形勢和全球科技競爭的新情況。我們要加強基礎科學研究、集中力量在一些“卡脖子”工程上取得成績，這需要強大的國家力量的支持。重新組建科技部，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考量，要使政府、企業、學校形成一體化的國家主導的科研體系，按照新型舉國體制，完善科研全產業鏈的管理。

組建新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把證監會從事業單位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而且還要調整中國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的設置，這一系列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有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強化金融監管機構的權威和管理能力，堵住金融系統監管的漏洞，更好地在金融系統中起到預防腐敗和犯罪的作用;其二，證監會過去實際上就是履行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把它升格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使其名實相符了。

其他機構的設置也都體現了新形勢、新任務對機構調整的需要。比如老齡工作管理體制的完善、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管理等。信訪局從國務院辦公廳管理的國家局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也是升格，就是要加強黨和政府與社會溝通的機制，更好地化解社會矛盾。

新京報：不再單設鄉村振興局，是不是這方面的工作弱化了或結束了?

趙成根：鄉村振興目前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次改革，更重要的還是理順機制，它本身屬于三農工作的一部分，相關職責劃入農業農村部，在農業農村部加掛國家鄉村振興局牌子，這也是強化農業農村工作和鄉村振興工作的協調統一決策、運轉和管理，并不是要弱化鄉村振興工作。

“辦的事變了、辦事方式變了，行政組織體系也要變”

新京報：在你看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機構改革，是否有一個一貫的方向?

趙成根：中國的改革首先是經濟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發展。在此基礎上，到上世紀90年代，我們發展出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間社會。40多年來，市場經濟和新型的多元社會結構的發展任務基本完成，其格局也基本形成。

回顧上世紀70年代末的黨政體系，實際上是以計劃經濟和單位社會為基礎構造的。管理的需求變化了，管理的體制當然也要發生變化。

1982年的改革主要是精簡機構，主要是要解決機構膨脹的問題，重點是機構的剝離，我們稱之為局改公司。從1988年改革開始，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最核心的使命就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行政職能體系、行政組織體系和行政運作方式。

因為辦的事變了，辦事的方式也變了。比如，對民營企業不能用命令的方式去管理，而是要用法律、經濟的手段，輔之以適當的行政手段進行管理。政府職能變了，政府機構也要調整。比如機械工業部、冶金部、紡織工業部就必須撤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微觀監管、社會服務和綜合等方面的機構就必須設立。

到十八大之前，“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職能轉變、結構調整，已經基本完成了。十八大以來，尤其是從十九大開始，我國全面啟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全面開啟建設現代國家新征程。實際上，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就是這個偉大歷史使命的一個篇章。

新京報：如何保證機構改革落地?如何檢驗機構改革的成效?

趙成根：政府職能、政府機構的調整，實際上阻力不小，涉及的單位多、人員多。過去我們叫“統一規劃、分步實施”，既是考慮到市場經濟本身是逐漸發展的，同時也是分步實施以減少阻力。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順利推進了各項改革工作。可以說，要想讓機構改革順利落地實施，靠的就是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們辦什么事都能雷厲風行地去落實。

對于機構改革的成效如何檢驗，就是是否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比如說我們調整金融監管體制，是否對金融系統進行了更有效的監管、是否起到了更好的預防腐敗和犯罪的作用，如果實現了這些預期目標，那改革就是有成效的。

各部門精減5%的人員編制，是比較溫和的改革指標

新京報：這次改革還提出了“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人員編制統一按照5%的比例進行精減”的要求，你怎么看這項工作?

趙成根：精減，就是要撤除不必要的組織機構和組織冗員。定5%的硬性指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更少的機構、更少的人員、更少的支出來干更多的事。

這個指標還是相對溫和恰當的。在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歷史上，力度特別大的是1998年，國務院系統當時4萬人，改革最初的構想是要精減三分之二。最后精減了1.7萬人，但也是非常大的力度了。這次定的5%是相對比較溫和的指標了。

新京報：具體而言，各部門如何分流人員?

趙成根：定下5%的目標，實際上也是讓各單位清理一下“家底”，盡可能把冗員和不必要的機構清理掉。這有可能是一個處，甚至只是一個處的分支，以此來降低政府運行成本，提高政府效率。

具體到落實方法，1998年的改革用了很多辦法，我們叫“干部分流”，最大限度地消化了改革的風險。我想，實現這一次改革5%的目標，我們一定會有相應的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