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年會2024：預測與戰略于11月22日在北京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出席并演講。

談及杠桿率問題，李揚表示，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經歷了幾年低迷后，今年前三個季度連續上升。不過，這是被動上升，即處于“分母”位置的GDP增速下降太快，“這個現象反映的不是經濟過熱，而是經濟的回縮”，他總結為，宏觀杠桿率雖然上升，但主要是由于分母名義增速下滑所導致形成被動加杠桿。

而“分子”方面，李楊說，企業借錢、居民借錢都比較少，只有政府在借錢，所以債務增長主要歸因于政府債務的增長。

“對于債務增長的問題，應當有兩面的看法，債務增長過快肯定是有風險，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借債，它反映的是另外一個問題——信心不足”，李揚解釋說。

具體來看，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變化是一目了然的。

李揚說，中國居民的杠桿率是很低的，因為中國居民傳統上是不借錢的，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出現，于是就有了借錢，消費貸、校園貸、旅游貸、裝修貸都出來了，這些都可以歸為消費貸款，于是上升的非?？?。

在2020年上到關鍵點，超過了日本、德國。

“超過了日本這個就值得警惕”李揚說，最近這兩年媒體、學術界對于日本研究頗多，拿日本來和中國類比的更多。

日本居民部門的杠桿率過高，引發了經濟危機，于是出現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我們2020年就到了這個點，所以問題就突出出來了。總的來講，過了這個點之后居民部門你再讓他借錢，再讓他借錢去消費，那是不現實的和危險的”。

第三個節點是從2021年開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走平了。李楊認為，居民不借錢的原因是“信心不夠”。

“前不久有些媒體說，居民的存款在增長，貸款增長不快，于是就有很多的說法，中國人均存款多少萬”，李揚說，分析顯示，居民消費有增長，但是儲蓄并沒有增長那么快。因此，消費的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動用了過去的儲蓄，即居民的資產積累速度在下降。“老是拿個平均數來說事，是不太負責任的”，他說。

目前，我國銀行業的貸款增加速度沒有存款高，李揚說，這并非好消息。他給出了三個原因：

第一，貸款和購買債券是銀行的兩種主要資產，最近這幾年統計顯示銀行貸款確實相對少了，但是債券多了。“中國70%的債券在銀行手里，地方政府的債券90%在地方銀行手里，如果往下深究的話，大家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上，金融和財政勾連在一起了。財政的風險會外溢到金融，金融的風險也會外溢到財政”。

第二，監管部門曾經打擊影子銀行，但在李揚看來，國際上通行的影子銀行概念和中國影子銀行概念有很大不同。他認為，中國的影子銀行實際上是銀行的影子，在搞資金池，最終變成“商業銀行”，這種所謂創新應當被約束。

第三，過去金融發展路徑是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而現在，非銀行金融機構出現回縮。“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已經暴雷了，我相信在座的一定有很多人有這個經歷，你的一筆信托到期了，信托經理一定會說我們還有一筆，是不是這個錢再來買我這個信托，絕大部分人會說‘No’，他把這個錢拿回來之后存銀行，存中國

工商銀行。為什么呢?安全，別的地方都不安全了。那邊銀行利率不斷地降，最近又降了，三年期以上的這種定期存款要有計劃了，沒有計劃他不賣的”，李揚說。

李揚總結稱，我國金融業總體呈現出向銀行業為主的體制復歸的趨勢，這可能會是今后很長時間內所面對的金融發展背景。他強調要適應以上趨勢。

在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同樣在被動中上升。數據顯示，三季度末，企業部門債務增速達到9.2%，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只有3%點幾。李揚說，這表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并沒有有效傳導至企業的投資端。

企業存款方面，活期存款增長慢，定期存款增長快，“這樣的結構性走勢也表明經濟狀況不太好，和居民部門的狀況也比較相似”，李揚說，企業的錢相對來說是不少的，但是這些錢沒有變成投資。

政府部門債務方面，地方政府的債務增長很快，“隨著四季度再融資，今年政府債恐怕還是增長比較多的”，李揚說。

此外，李揚還特別強調，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是千萬不能被忽視的，而且以后會成為越來越重視的因素。“總人口中，有多少人干活，干活的人越來越少，被養活的越來越多，當然是投資率下降、消費率下降”。

李揚強調，我國出臺各項措施，希望通過增加居民收入來擴大消費。這個邏輯關系是“增加收入”在前。

“前一段時間，很多人講增加消費，那是閉著眼說話，沒有收入，怎么增加消費，靠借錢?前面我們講的，借錢大家也都不借了”李揚強調。

“我為什么把這段拿出來?因為這段邏輯關系講的太順了，講的太精彩了。需要我們不斷地去琢磨，不斷地領會，不斷地去落實”，李揚強調。

此外，李揚分析認為，去年財政發力不夠，今后要靠財政發力。要有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債。

在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方面，李揚認為，財政如果想加力增效，沒有貨幣政策配合是做不到的，因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這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