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王怡霖涉足了一片新的“田野”。

她是香港大學的博士生，從2018年起研究秀場直播，一種線上社交直播類型。2019年，她同一家公會簽約，真正進入秀場主播這個角色。

幾平方米的小雜物間就是演播室，擺了一張電腦桌、一把旋轉椅，桌上放置話筒和聲卡，桌旁立著直播專用燈。正對主播的墻上，一張A4紙寫著：“難道你想以后看著你老公的臉色生活嗎?難道你想以后買個口紅都要猶豫半天嗎?不想的話就給我調整好心態!好好直播，加油賺錢……”王怡霖調整好公會推薦的美顏參數，就開播了。

起初，她還會觀察每一個進直播間的觀眾，筆記記下他們喜歡什么、點了什么歌，觀察主播和觀眾之間的互動。后來，她像其他主播一樣，為了持續在秀場直播中存活下去，拿到更多分成，仿佛漸漸接受了系統的“規訓”，滑入一種積極開播、接受PK懲罰、討好觀眾、渴望打賞的狀態。

在王怡霖的研究中，除去當紅主播，能持久留在秀場直播行業里的主播多為社會資源較弱勢的女性。而“大哥”們則試圖在線上填補一些線下生活的空白，或為了排解在異鄉的孤獨感、或釋放晝夜顛倒的工作壓力、或渴望親密關系……主播和“大哥”在直播間相遇，當現實世界不能滿足他們時，欲望、角逐、操控、討好在秀場內奔涌。

以下是研究者王怡霖的自述：

“誰輸了，就往衣服里面倒水”

2019年3月，我和一家成都的公會簽了三年約，成為一家社交平臺的主播。公會負責招募主播輸送到平臺上，一開始會和新人簽演藝合同。我入會時，微信群里有經紀人和運營。

我先在公會的線下直播間工作了一個月。公會對主播的培訓包括如何使用平臺直播、調美顏等，美顏讓很多長相普通的女孩得以進入秀場直播。

主播剛開播時，有些公會工作人員會在直播間潛水，幫著分析進直播間的人值不值得再投入、再聯系。

主播若要賺到錢，可能必須每天播5小時以上，要保證自己每日播的時間足夠長，才能讓人有概率點進直播間，有可能在觀眾點進來的短暫時間里，把他們吸引住、留下消費。

最初我為了直播專門學了200首網絡歌曲，但后來發現沒用，有些人對聽歌無感。對于底層主播來說，沒有特定的觀眾，沒辦法準備什么。不像有些大主播已有了忠誠的粉絲，能根據粉絲畫像去設計一些直播內容。

我剛當主播沒多久，每天就幾個人在直播間里，很多時候我體會到一種巨大的孤獨。公會就告訴我，新主播一定得熬過這個階段，一定要出去不斷地跟人PK，能給你引流。之前我遇到一個玩家，他就總希望我去PK。有時我不太想去，他會說，豁出去嘛，你以為這樣坐著就會有很多人看?

PK是平臺上的重要功能，主播可以在關注列表里找人PK，也可以通過算法匹配到其他主播。如果挑戰被接受，兩個主播會進入同一個直播間，先討論想在PK中做什么，以及對失敗者的最終懲罰。每次PK時長為三分鐘，共進行三輪，三局兩勝制。誰獲得的禮物價值更高，誰就獲勝。

我剛開始通過系統匹配PK，匹配到一個男主播。他的直播間有很多所謂的“大哥”，這是指特別喜歡自己的、最忠誠的粉絲。我那時什么都不懂，對方等級比我高、人氣比我火，就由他制定PK規則。對方讓我輸了后跟著他做動作，我一聽好像也沒很過分。

我輸了之后，他說你現在就跟著我做，不斷地讓我調整，比如做往下、點頭之類的動作，我跟著做了。那時朋友看我直播，突然發微信說那個鏡頭像有性意味。

我沒有敏感性，沒意識到動作通過鏡頭展現之后，呈現出了不一樣的效果。那時我發現很多人都在笑我，我覺得自己像個傻子，特別特別難過。

很多時候大家約定的懲罰行為很奇特，比如輸的一方就打自己屁股。我有一次特別想跟一個月賺10萬的大主播建立聯系。我問她能不能PK，她說我得玩得起，比如誰輸了，就往衣服里面倒水。

這都是主播的直播內容。主播要讓直播間里的觀眾獲得存在感，讓他覺得自己花的錢值，所以要給他看一場秀，那個秀可能有羞辱的成分，也有其他東西。

主播們必須制造吸引人消費的內容，抓住人的注意力。聊天、唱歌、跳舞，對個人條件和體力有很高要求。自我羞辱最沒有門檻，可以放在游戲里，讓觀眾感受到愉快、輕松，享受那種操控別人的滿足感。

在平臺上，男主播特別喜歡找女主播PK。一群人會給男主播送很多禮物，讓女主播輸，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讓女主播出丑。男女PK也能激起女方那邊粉絲的保護欲，會更有動力(送禮物)。直播互動將人內心深處很多非常微妙的東西放大了。

若兩個人PK能獲得很好的反應，主播會互加好友，下次覺得需要迅速增長收入時，會發起PK。

剛開始，看每個進來(直播間)的人，我還記筆記，這人大概什么樣，喜歡什么，點了什么歌。但后來真正投入到這個行業里，我哪有時間去做這些?每天播完，我還聯系“大哥”，感謝別人送的禮，讓人家覺得送了禮心情舒暢，明天還來。如果不這么做，那他們可能明天就不會再來看我直播了。

手指一滑動，就是一個全新的主播。這是平臺給每個接入系統的人的便利。但是對于主播而言，要留下“顧客”，就更難。必須得活下來。我決心忘了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在上面安心當主播。

另一方面，如果博士論文要寫好，我需要在平臺上跟盡量多的主播和觀眾相遇。但是這樣的相遇并不容易。算法推送附近的人進入我的直播間，但是我的直播間沒有多少人來。因此，我也反思我自己：別人可以站起來PK，你為什么只愿意坐著聊天唱歌?所以之后我接受了很多直播內容。

“闊氣的瞬間需要被圍觀”

在直播的語言體系內，你跟誰PK，輸了就是“被誰打了”。PK有輸贏，有的時候主播還去復仇，比如直播間里“大哥”來了，我說我被誰打了。他說那我們把人給打回來。

我采訪“大哥”們的時候，他們就說，你在現實生活當中沒辦法打人，沒辦法那么容易定輸贏，但是在平臺上，你只要花錢就可以贏。

“大哥”經常被貼上“沒品位”、“暴發戶”的標簽。但我訪談的“大哥”分布在很多行業里，我發現他們大多是自身所在階層的一種邊緣人群，這不是說貧富，而是一種自我感知到的邊緣，他們沒辦法在線下獲得他們想要的很多體驗。

有一個在國外的留學生，他剛出國后不適應那邊的生活，沒有朋友，他英文很不好，雖然人去了國外，他的關系、關注，其他一切都還在國內，有很明顯的異鄉孤獨感。他那時對支持主播的要求是，主播直播完和他打一小時以上的電話。

有個“大哥”在國外，每天工作日夜顛倒，他會在直播間釋放壓力，一個月花10萬來刷禮物，以此獲得一種存在感。他很在乎自己刷了很多禮物后，主播有沒有表示出感謝、感恩，一旦主播的反應不如他預期，他會立刻把主播拉黑，覺得對方忘恩負義。他強烈希望通過消費來獲得一種尊重。

每個“大哥”要求不一樣，有的希望體驗一種親密關系，和主播模擬談戀愛，主播下播后聯系“大哥”會表現得像女朋友。

當主播找些理由來制造一些儀式時，比如自己要過生日了，直播半年、一周年了，這些“大哥”甚至覺得自己理應來送上大禮。

不管他們如何定義這段關系，送禮也是一種面子的比拼。

他們只有不斷送禮物才能保持與主播的關系。他們對于主播的感情，只有通過送禮來表達，主播也只需要他們這么表達。即便是線下發生了關系，主播最終要的也是他們到線上去消費。對于“大哥”們，線下給錢，或者比如通過微信給錢，是不滿足的，因為沒有人觀看。

他們要在直播的時候送出大禮，讓自己排在消費榜第一位。榜一“大哥”享有特權，比如主播會討好他，會專門問他的需求。他可以建立一個線上的慷慨的成功男性形象。這樣闊氣的瞬間，需要被更多人圍觀，被當眾崇拜。

我印象深的有個在平臺上等級很高的“大哥”。平臺等級效仿古代的貴族體系，有帝王、公爵等等，他的等級是消費了80萬元人民幣的玩家。他在(接受我)訪談時不斷讓自己靠近在平臺上的形象，說自己有三家公司。但跟他接觸了三年，當他花不了那么多錢的時候，為了繼續保持形象，他借了很多錢。

“大哥”們希望自己的消費有回報。PK算是一種主播對送禮人的回報。主播收了禮，給送禮人表演了，不管是打屁股、下蹲，還是對著椅子晃，給了送禮人及時的反饋。

一些男性在送了大禮物后可能會提出一些比較過分的要求。這時候主播直播風險會很大，可能直播會被扣分，甚至封號。甚至有些男性玩家會以“你敢不敢犧牲一下，給我表演”來作為主播是否忠心的考驗。

在秀場直播中，美顏工具是主播的“工作服”，關掉美顏很多時候是作為主播在線上跟人PK輸了的一種懲罰。擁有更多權力的“大哥”可以支配主播，讓主播在線上呈現不那么美好的一面。

關美顏也是一種服從性測試，當觀眾消費后，他們覺得要讓主播在鏡頭前聽他們的話，這是一個測試內容。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好奇，想看自己花錢支持的主播是否真的漂亮。

我有一次生著病，臉特別腫，PK時對方一直說要關美顏，我說那你們送個大禮物，對方確實送了，我只能關，關了覺得特別尷尬。但我發現，自己在鏡頭面前表現出的不適應，反而是其他人很渴望看到的。

秀場直播環境極度游戲化，主播要讓人在直播間里得到一種情感上的體驗，親密以外，可能還能讓他們覺得放松、滑稽，能釋放一些東西。

對很多小主播來說，尤其是底層主播，他們的生活跟想象中的網紅或明星相差甚遠，很多時候更像網絡乞丐。比如我PK遇到一些主播，他們一遍遍地告訴觀眾——我今天這個飯錢沒有掙回來;電費還沒掙回來;“大哥”給點路費。

“大哥”可以用禮物短暫地操控對方。

我去過最震驚的一個直播間，一個女人坐在沙發上，她不說話，罩了面罩，拿著紙板，上面寫著送價值19.9元的禮物，她可以打自己一巴掌，送個9.9元的禮物可以打屁股十下。但主播其實從這些禮物里只能拿不到一半的錢。

在平臺上賺錢又消費

除了那種在這行能掙很多錢的，持續留在秀場做主播的多是社會資源比較弱勢的女性。有好幾個女性離異、帶著孩子，每天播通宵，早上送完孩子睡覺，下午醒了去接孩子，還要買菜做飯、輔導作業。

有主播和我說，她之前做二手房銷售，覺得過去的工作和生活沒什么尊嚴。她要到處跑，帶別人看房，跑得夏天舍不得買瓶水，還穿了高跟鞋，腳擠破了。她天天在外面曬太陽，擠得一身汗臭，加班也掙不了錢——成交不了，隨時要失業。她覺得主播有一點好的地方，她每天可以坐在家里，至少打扮得好看一點，花在自己身上的時間、精力能讓自己心情好些。

一些女孩說起自己在職業教育學校的故事。她們有的選物流、商務英語、旅游專業，受疫情影響，以及行業潮起潮落，這些女孩找不到專業對口工作。

我訪談的很多秀場主播，大部分感到很痛苦，很多人長期在熬夜，氣色不好;直播要放很大聲的音樂，每天戴耳機5小時以上，耳朵很疼。還有精神上的影響，長期做這工作，主播情緒沒有一天平穩過;內心壓力很大，長期有不安全感——這是要獲得別人喜歡才能賺錢的行業，是討好型的。

我覺得主播有種心理學家的感覺。首先他要非常了解人，不同的人進入他的直播間，他要迅速在心里分析出來對方的基本情況和需求。比如有些人他好色，主播適時地投其所好;但有些人可能很寂寞、自卑，如果主播能給他應有的尊重、熱情，讓他覺得舒服，他也會拿錢支持主播。

所以這整個變現邏輯，是要迅速地分析直播間里的人弱點是什么，擊中他們的弱點才能賺錢。

即使主播跟自己的粉絲沒有發生線下實質性的關系，但要給他們制造一種線上的親密。我幾乎沒有碰到過有主播說自己還在婚姻里。

主播也可以所有的資料都是編的，日常也可以是編的。一個我印象最深刻的主播，她一直說自己是上海的，我跟她聯系了大概5 個月。她和我PK的時候聊上海的天氣，說最近迪士尼又開園了。當我要找她訪談時，發現她原來在北方的家鄉播，未去過北上廣深這些城市，一直用軟件虛假定位。于她而言，她吸引的人都是上海附近的。

很多女孩，我發現她們進這行的時候沒有成為大主播的預設，只希望人生有更多的選擇，把主播當成一個過渡性行業。

但公會也好、平臺也罷，他們合力為主播制造了一種渴望被人看見的欲望。公會需要大量的底層年輕人去從事這個行業，才有可能其中某些人紅了，他們依靠這些人最終去賺錢。公會的人跟我說，他們跟平臺的合作是，要保證一定量的活躍賬號。

主播在里面播著，包括我自己，希望別人喜歡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見我，覺得這樣會有更好的生活，為此會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些女孩在這份工作中存有困惑。比如說收了別人贈送自己的禮物后，人家要求回報，約主播見面。很多時候對方要求主播不斷地跟他視頻、打電話，不這么做的話，關系沒辦法維系。

我接觸到的所有主播里面播得最好、掙錢最多的一個主播，她之前一個月穩定拿到3萬元以上。我跟她在北京住了一個星期，從來沒跟她一起睡過。因為她每天播了之后就坐在地上，開始和平臺上的人聯系，和“大哥”聯系，不聯系的時候也不說話，坐著或者看看窗外。

很多主播存不了錢。做主播的人很大一部分消費發生在平臺上，主播要在線上維護關系，主播間互送禮物。如果支持自己的玩家開了直播，主播也要去支持。

現在盲盒文化很流行，平臺上有些禮物是限量版，只能抽盲盒抽到。主播要跟觀眾建立關系，跟人家日常社交，也會迎合這樣的文化。我也抽過，我跟我直播間的大哥之前說抽1000塊錢，看誰抽的禮物大。我之前的充值記錄也很高。

當時我所在的公會設置了全勤獎、新主播獎，內部要評比，根據每個月的直播時長和收入來看。我得過全勤獎，公會給的是平臺上的虛擬禮物。主播賺到的禮物，要和平臺、公會分成，主播分到的不超過50%，我當時只有20%，其他掙的平臺和公會分了，具體怎么分是他們的秘密。

平臺上有所謂的應酬，線下的這些東西在上面都有，只是它以包裝后的形式(出現)，比如PK、抽盲盒、禮物特效。參與者不斷地把人民幣轉化成所謂的平臺貨幣，最后贏家還是平臺，因為我們在平臺上賺錢，又在平臺上消費，把所有一切都“移民”到平臺上了。

一艘大船開出去了

我“田野調查”三年中，變化最大的是當初跟我一起簽約那家公會的人。相比成熟的主播來說，我們當時進入這個行業時什么都不懂，最小的一個才19 歲。

有的女孩因為長時間日夜顛倒的直播身體變得很差;有的經歷了多次整容把之前通過直播賺的錢都花光了;也有的女孩鋌而走險，跟她們的重要支持者建立了線下的親密關系，但是那樣的關系最終變成一段段慘痛的人生教訓。鏡頭前看起來充滿歡樂的直播，但是很多人，并不快樂。在鏡頭后是長期的失眠、焦慮與孤獨。當再次跟她們見面的時候，我感到唏噓，不選擇這一行的話，她們現在會不會不一樣?

研究到最后，我也被改變了。剛開始看到虛擬禮物，我收到的時候覺得它很丑、很土，線上“嘩”一下、“唰”一下放出來，五顏六色的。上面的虛擬戒指，人家一送，“咵”一下就綻放開來，但后來，我很渴望得到這些禮物。甚至人家送了一個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虛擬禮物，我可能會流淚，會真實地被這禮物所感動。

我跟人家PK，剛開始覺得那內容好羞辱人，怎么能玩這些?但玩了幾個月后，我還去教那些剛入行的主播，說：你玩小了，人家怎么覺得刺激?

你不會想到人在里面因為做這樣的事情對自己的身心造成的傷害，你只會想，這是不是能幫助你收到大禮物?

平臺體系通過消費來精細衡量人在平臺上的價值。觀眾消費了多少就解鎖貴族、君王等級，主播在這上面的價值則通過平臺幣、禮物體現。主播每天要關注平臺數據，關注有多少人看了自己直播、收到了多少錢。

我(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老師問我，你是不是把這個行業寫得太灰暗了?因為我提出一個概念——絕望勞動。

我認識做了3年的主播，她持續地保持在一種絕望狀態中，這樣她才有動力一次次去PK，每天準時出現在人家面前，才可能在這個行業里賺到錢。

這行有殘酷的一點，對底層主播來說，公會的作用其實挺小的。只要主播能賺錢，什么資源公會都會盡量幫主播支援，但如果播得不好，主播就迅速地被拋棄了，自生自滅。

不管我們說勞動異化、剝削，還是體系對人的改變，我在“田野”里面大部分時候感到痛苦，也是這個行業里面強烈的情感刺激所帶來的反應。

我在博士論文里面寫了情感強度(the intensity of emotion)對人的影響。

秀場直播里，你要通過不斷地制造劇情也好，賣慘也罷，或是讓自己表現得特別慷慨，你要讓人體驗到現實中體驗不了的情感強度。

很多女孩做了主播后，會很不適應線下的生活。它對人的親密關系、價值觀，人能接受的生活模式、工作模式，都有很大的改變，這些改變是我們來不及應對的。

有的女孩習慣了坐在直播間跟人說話、互動就能收到禮物。她現實生活當中就要求及時的反饋，這個反饋就是錢，是上面的禮物、特效。但在現實中掙一份錢很難，可能一個月做了很多工作，工資很低。

我論文寫完，也還沒完全走出來。我覺得這是太獨特的一份體驗，真實地感受到這個體驗對人的改變。我會想起自己接觸到的那些女孩、男性玩家、公會里的人，那位打自己巴掌的女主播，看著讓人難受，那個畫面一直在我內心。

我仍在繼續思考，為什么人要這樣來吸引禮物，并且大部分禮物的錢，主播們得不到。我目前還在看秀場直播，想了解它發展到哪步了，有的內容得凌晨看，比如送禮讓主播跑步的、送禮控制主播下播時間的。

研究過程中，我會有很多無奈，因為看到這個模式在越來越壯大。一方面，我原以為我看到的很多內容是所在平臺上的亞文化，但現在一些更大的平臺上也都有這樣的模式;一方面，有的PK結合了線上和線下空間。湖南有條步行街，到了晚上很多人在那直播，董晨宇老師(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給我發過在那拍的視頻，雨中，一個主播用拖鞋打著另一方的屁股。越來越多的人在里面賺錢。

好像一艘大船開出去了，你沒辦法把它拉回來了。

平臺更新發展很快。作為研究者，我們可以退出，可以只作為旁觀者，決定要不要進入、分析、寫些什么。但對于很多人來說，他們是被動地卷入其中。我不想承認的一點是，在我的研究中，對很多主播來說，做直播是他現有所有選擇里面相對更好的。

有時候我沒辦法對這個東西很樂觀，或是忘記之前的那些體驗。因為我覺得忘記也對這個研究挺不負責，還是希望記住，然后有更多學術上的討論，能帶來一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