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鐘已經走過了11月7日的零點，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以下簡稱“北大六院”)兒童抑郁癥門診里，家長們還在陪著孩子們等待。“請‘加20號’患者到1診室就診!”電子叫號機響起，一個媽媽趕忙把孩子搖醒。這個約莫12歲的男孩從椅子上爬起，惺忪著睡眼，被爸爸媽媽拉進了診室。

作為中國頂級精神?？漆t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門診永遠是擁擠的，每一處座位上、走廊上都擠滿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數區域會變得空曠、黑暗，只有兒童門診例外。

進了門診大樓，經過空空的成人門診，再通過兩道靜謐的走廊，就會變得熱鬧起來，孩子的玩鬧聲、家長的交流聲、叫號機的電子音會持續到后半夜。

已經有很多孩子從下午就開始候診了，他們有的已休學，有的是請假過來的。

等候叫號的15歲廣西女孩是第二次來北京了，兩年前確診抑郁后，父母為她辦理了休學。她說起自己走南闖北的求醫經歷——喝中藥、旅居、去各種診所和醫院。上次來京時，她還被帶進一間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屋子，和一位“玄學大師”待了三小時，花費5000元。

一位拉著9歲女兒來看醫生的媽媽，花1000多元找“黃牛”掛了專家特需號，為了早點見上醫生，丈夫在中午先過來取號報到，饒是如此，女兒前面還是排了不少號，她有些著急：“今晚至少要十一點才能排到我們。”

北京室外的氣溫降到3℃，還有約三十人守在診室外，沒有一個座位是空著的?？盏厣?，幾個三四歲小男孩滑著玩具車，吵嚷著跑來跑去。大一些的孩子捧著手機在看短視頻，有的打起了瞌睡。父母帶著病例、X光片、保溫杯甚至課本坐在一旁，略坐坐就站起來張望，追著助理醫生問：“還有多久到我們?”

電子屏上變化的數字提示著排隊進度，幾乎每位醫生的“當前患者”一欄都顯示為“加xx號”。一位工作人員說：“沒辦法，孩子們大老遠來北京，醫生不加號看能怎么辦?”

凌晨兩點，一位女醫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個小患者，坐診18個小時后，她結束了一天的工作。

專注精神健康領域的互聯網醫院“好心情”聯合中國麻醉藥品協會精神衛生分會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中國青少年抑郁癥的檢出率比四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

而由《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健康時報》等共同發布的《2022國民抑郁癥藍皮書》顯示，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15%到20%，50%的抑郁癥患者為在校學生。

“我爸也該去看病”

診室里，一個父親情緒激動，指著女兒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過得這么難，我都沒抑郁，我抑郁還差不多!”

聽到這些話，女孩哭了起來，爸爸態度并未因此轉變，他沖出了診室。

這是11月初，發生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學心理科副主任醫師謝稚鵑診室的一幕。女孩14歲，情況比較嚴重，可能需要轉到?？漆t院，但父親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副主任醫師閆秀萍也常見到這樣的家長。她的門診來過一個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學，成績很好。爸爸特別焦慮，不覺得孩子是真的生病，還是會跟孩子提各種要求，女兒有情緒時，他就發脾氣，甚至和孩子動手。

女孩告訴閆秀萍：“你得跟我爸說說，讓他也去看看病。”

品兮曾是一名熱衷“雞娃”的海淀媽媽，女兒摘摘是市重點中學的學生。2017年12月，在摘摘的強烈要求下，品兮帶著她去了北京回龍觀醫院，這是北京市最大的公立精神專科醫院。坐在診室，看著女兒“重度抑郁和中度焦慮”的診斷結果時，品兮一片茫然。

看到診斷結果那個瞬間，摘摘“挺高興的”，原來很多情緒不舒服是真實存在的，自己“被承認了”。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她就在上課外班，每天晚上都要補課，周末從早到晚補習。那時上課外班要“趕場”，換不同的地方，很多同學沒時間吃飯，家長帶著飯盒，就在教室里或路上吃。

品兮在家哭了一個禮拜，開始反思自己的教養模式。“2012-2015那幾年，北京小升初拼得白熱化，是課外班的鼎盛時期。孩子太辛苦了”。

品兮原本是一名藥品銷售經理，她總會督促銷售代表們去跟醫生打交道，自己也總會去拜訪醫生，工作壓力很大。醫藥代表不需要坐班，每天中午、晚上需要去門診找醫生交流，但她漸漸中午出不了門，后來晚上也沒力氣出去了，就在家里躺著?；叵肫饋恚菚r自己可能也抑郁了。

“挺分裂的，自己都動彈不得，還要‘雞娃’。”品兮說，她后來干脆辭了職，專心“雞娃”，自己狀態不好時就把女兒當成出氣口發泄情緒。女兒一有小錯，她就歇斯底里，訓個不停，考試丟分了，她就給女兒加碼，要多做多少張卷子，多補幾門課……

“育兒先育己”，北大六院兒童精神科主治醫師趙夢婕分析，從大環境來看，大部分家長面臨比較高壓的狀態，工作也好，經濟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時不注重調整情緒，可能就會將負面情緒累積到家庭中去。

回想起來，女兒早就有癥狀了，初二時，每到考試就發燒，心口跳、后背痛、頭疼、肢體僵硬，但品兮也只是帶孩子喝中藥調理身體，滿心想的都是不能耽誤學習。

品兮慢慢放下管控和期待，允許女兒自由成長。9個月后，女兒重新回到了校園。

陪女兒療愈情緒這五年，品兮也幫助了很多有同樣困境的家長。她專門建了青少年抑郁癥家長微信交流群，家長們在交流孩子的失控狀態時，她會告訴大家，要改變孩子，首先要改變的是自己。家長是孩子的港灣，給足孩子支持、自由和愛，孩子才可能成長。

“生病的是教育”

“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問題，要么是老師有問題。”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策劃學術委員、昆明丑小鴨中學校長詹大年對經濟觀察報說。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為主辦人之一在昆明舉辦了“首屆青少年心理安全論壇”，600多名來自全國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醫學、心理學界的專家擠爆了會場。

會后，上百名校長和老師參觀了詹大年創辦于2011年的丑小鴨中學。這所學校專門接收不能正常上學、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學生來自“三高家庭”——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曾是一名在體制內工作近20年的校長，對教育存在的問題有長期觀察。他眼中沒有“問題孩子”，孩子們只是無法適應傳統的教學方式和評價標準，和家人、老師、同伴相處遇到了障礙。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當下教育生態的缺陷。

他認為，在評價和教學都標準化的學校，孩子不能穿喜歡的衣服，留喜歡的發型，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看書，學自己喜歡的東西，怎么會喜歡上學呢?“連課間十分鐘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東西都刪除，這是很可怕的”。

最近，安定醫院醫生閆秀萍也關注到“消失的課間十分鐘”現象，一些學校因為怕孩子打鬧出事故，不讓孩子課間去戶外活動。她希望家長能把心態放好，也希望學校能夠多一些擔當。孩子通過打鬧學著和人相處、處理問題，這是必須經歷的成長，長期處于封閉的教室環境，對孩子的心理發展不利。

閆秀萍注意到，很多學校對有自傷風險的孩子特別緊張，怕孩子在學校出現危險，孩子稍微有一點情緒問題，都會不想讓他去學校。孩子要復學時，很多老師會要求醫生寫上“建議上學”，或“治療已完成，疾病已痊愈”，但這在醫學上并不符合規范。

閆秀萍說，有些小孩會自傷，如果不是特別嚴重，只是特別煩躁時劃自己一下，沒有特別嚴重的自殺傾向，其實是可以上學的。孩子去上學能有事情做，跟同齡孩子在一起，能起到調整情緒的作用。

“丑小鴨”的孩子有的也會自傷，詹大年把這視為孩子發泄和求助的方式，他相信只要處理得宜，孩子慢慢就不會這樣了。

在“丑小鴨”，孩子們可以自主加入學校“法庭”自我管理，書本隨處可取，走廊上的鋼琴可隨意彈奏，操場的防腐木舞臺被拖洗干凈，方便孩子們“躺平”曬太陽、看書聊天。詹大年覺得，這些做法剛好符合心理學界提出的運動療法、陽光療法、群體療法、音樂療法、作品療法……

有個孩子，原本醫生已束手無策，在“丑小鴨”竟慢慢好了起來。孩子的主治醫生是西安一家醫院的大夫，他專門到學校看了孩子之后，對詹大年說：“老實說，我都不想干醫生了，我想跟你干。”

為什么呢?醫生回答說，抑郁癥單靠醫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這需要心理、醫學、教育、陪護多方面起作用，但醫院只具備醫學功能。

2021年6月修訂實施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加強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問題的早期發現和及時干預機制。

也是在這一年，在“丑小鴨”內部的一次心理測評里，90多名在校學生中有71名被評定為“重度抑郁”。

這次測評帶給詹大年的困惑和那位西安醫生類似：很多事情單靠學校也解決不了，必須多方聯手。

經過兩年的構想和籌備，2023年10月，詹大年與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合辦論壇的熱度超出預料：原本計劃規模是300人，最終來了600多人，很多人搬來小凳子坐在過道，地上、墻邊都擠滿了人。

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會拋出一個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癥，多方聯手，最終可以治愈它。

和孩子一起療愈

九月下旬之后，兒童精神科的醫生們就忙起來了。暑假時，閆秀萍單次門診一般就20多個患者，最近，她每次要看的患者數逼近40個。很多家長見到醫生的第一句話是“我們家孩子最近沒去上學”。

“很多孩子寒暑假在家里待著，沒什么壓力，心情好很多。一開學，情緒就又不行了。”閆秀萍分析，除了學業壓力，孩子還特別在意同齡人對自己的看法，這個環境里，有些特別敏感的孩子就很不舒服。

無論是在學校老師、精神科醫生的觀察中，還是在統計數據里，近幾年發生情緒問題的青少年都越來越多了。

2023年10月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顯示，40%的中國青少年感到孤獨，高中生抑郁檢出率為40%，初中生抑郁檢出率為50%，大學生輕度焦慮風險達38%——在4年前，青少年抑郁的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為17.2%，重度抑郁為7.4%。“這種變化，一方面是青少年患病人數真的變多了，一方面是大家尤其是孩子自己的意識提上來了。”謝稚鵑告訴經濟觀察報，很多孩子是自己決定來醫院的，有的孩子跟家長要求了好幾次，家長實在拗不過才帶過來。不是所有家長都能很快意識到問題，有的家長始終抗拒、回避孩子抑郁這件事，覺得孩子就是想不開，矯情，不堅強。“整個社會對精神疾病的了解是相對欠缺的，精神疾病看不見摸不著，不像發燒了一測就知道。”趙夢婕介紹，很多家長聽到孩子抑郁了，覺得天都塌了，會否認，會憤怒，甚至覺得醫生瞎診斷，或孩子是裝病。

雖然家長的意識常常有待提高，但醫生們有個共識：愿意帶孩子來看的父母，即使還不理解疾病，也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種理解的嘗試和開始。他們會鼓勵這樣的家長。

在北大六院、安定醫院這樣的頂級精神?？漆t院，外地來的孩子特別多，許多人從河北、內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過來。遇到難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傷、自殺甚至沖動攻擊行為、存在較高風險的孩子時，醫生會建議住院治療。

每次出診，閆秀萍總盡可能多跟孩子聊聊，病人不特別多時，她會問細致一些，帶點心理治療式的聊天，這樣對孩子更好。但醫療資源有限，遇到復診的、比較穩定的病人時，她只能叮囑幾句話就開藥，全程就幾分鐘。

兒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癥狀不太一樣，治療也會困難一些。

趙夢婕介紹，成人抑郁癥狀比較典型，對自己的情緒體察、表達都會很清晰。兒童青少年可能會表現為愛發脾氣，家里就覺得是不是孩子進入青春期了。孩子生病還可能有外化的行為變化，如在學校不遵守秩序、跟同學起沖突、成績變化、學業困難等。小齡的孩子則更多表現為身體的不舒服，可能經常會說肚子疼、頭疼。孩子的身體代謝比成人更快，對藥又敏感，不良反應可能更大。

她介紹，孩子們情緒問題可能會有社會心理因素，如學業壓力、同伴壓力、家庭關系等等，只針對孩子去治療，整個系統不變的話，孩子后期的情緒改善可能會比較慢。

孩子和父母的情緒相互影響。這幾年，趙夢婕感覺到，門診家長的態度有變好的趨勢，他們比過去更能去接納孩子的情緒問題，更快去調整家庭環境，也盡可能去尋找資源幫助孩子好起來。“我也想跟孩子們說，遇到困難要跟家長跟老師尋求幫助，大家都特別愛你們，愿意去幫助你們，所有問題都是能夠過去的。”閆秀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