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很短，短到改變不了人的口味，但三年也很長，長到一個人可能經歷某些人生大事，畢業、結婚、生子、親人去世。對這些三年沒有回家的人來說，回家的路，又是長大的路，正是因為這長久的分別，才讓他們更明白家庭和親情的意義。

回老家的人

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次新年，是這三年里第一次回家過年。從小年那天開始，也有可能是更早，2023年的春運就開始了。

火車站一下子恢復到三年前的樣子，1月19日這天的北京西站，人、箱子、手里提著的特產填滿了每個角落，座位和過道都被占滿了，進站口和檢票口永遠排著上百米的長隊。帶著各地口音的聊天、行李箱滑過地面的聲響、報站的提示音，混雜成一種充滿期待的嘈雜。一個手中提著稻香村的男孩不住地往前探頭，看什么時候才能進站。他對著手機，發了一條微信語音，“馬上就要上車了”，聲音里全是雀躍。

2022年12月，“乙類乙管”措施落地，回家不再受隔離、封控的限制，春運客流迅速攀升，根據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徐成光介紹，初步分析研判，2023年春運期間客流總量大約20.95億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99.5%，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70.3%。

突然而來的回家讓一些人措手不及。在北京工作、家住內蒙的李可差點沒有搶到票，攜程和12306一打開，票全部顯示售空，她買了20塊錢的加速包，等了足足一星期，才候補到一張。1月19日，她從家出發去高鐵站，打車打了半個小時，同時在多個平臺、加錢叫車，才等到一輛。

司機跟她說，司機們都早早回老家過年了，他是北京本地人，才在這一天跑車。他有種熟悉的稀罕，過年，北京又成了空城。行駛在路上，能看到的車幾乎都是往車站去，在進站的彎道上，車又堵了半個小時。從家到車站，只有半個小時的車程，李可預留了兩個小時來趕路，竟然差點沒趕上高鐵。

即便如此，她還是開心的，高鐵飛馳，一座座山從窗外掠過，快要到站的時候，她聽見一個男孩給來接站的父親打電話：“你再等會兒，車延誤了幾分鐘。”而李可的媽媽，也在家里包好餃子等待很久了，這會兒，發來了10條語音，問她到了哪里。

所有人都期待團聚，尤其是那些三年都沒有回過家的人，有人很早就準備好了回家。鐘玲玲在浙江的一座海島小城生活，是一家國企的員工。過去三年，她數次計劃回家，都沒能成行。

1月1日早上，鐘玲玲和愛人發動車子，后備箱里裝滿了年貨，后座上坐著兩個小孩，一家四口踏上了漫長的歸途。鐘玲玲看了一下導航，從浙江省岱山縣出發，目標是四川省成都市，全程2100公里。兩口子輪流開車，跨越了5個省，中途加了7次油，花掉了2000多塊錢，終于在24個小時后，抵達了家鄉。

1月中旬，生活在南京的房產經紀人趙鑫也自駕回了邯鄲老家，在他的后備箱里，裝滿了牛奶、飲料、南京的特產，比如鹽水鴨，準備去各位親戚家拜年時帶上。他還帶上了父親還一次都沒見過、前年出生的兒子，他知道，這個新生命將是給父親最大的驚喜。

2020年初疫情剛爆發時，一張小小的機票改變了林嘉沫之后三年的生活。當時，她拖著一只行李箱，從生活了10年的上海飛到中國臺灣。她本來計劃住一段時間就回去，但到臺灣沒幾天，武漢傳出封城的消息，各地推出防控政策，從臺灣飛到大陸需要7+7天隔離。

之后，臺灣也有了疫情，大量航班被取消，機票買一張退一張，回上海成了奢望。半年后，她又意外懷孕，沒辦法長時間趕路，再加上防控政策總在變化，從孕期到孩子出生，再到2022年放開之前，她的父母沒能去臺灣，她也沒能回老家，這一別就是三年。

終于可以回老家宜春過年了，出發之前，她連續三天出門采購伴手禮，比如鳳梨酥、牛軋糖，裝了一個箱子，還特意準備了紙質的紅包和現金，準備發給家里的小輩。這一年，她再也不想發微信紅包了。

而等待了三年的家人，也做了一切能做的準備。回湖北過年的彭笛一家，深夜抵達車站，彭笛丈夫的兩個弟弟開兩個小時的車，來接他們回家。

知道女兒要回家過年，鐘玲玲的父親忙碌起來，開始做香腸、臘肉，打掃家里，鋪新的床單、被罩。爸爸不會直接說“想你們”，但他會做好多準備工作，然后說，“我給你弄好了，你們回來就可以用了”。

2022年剛畢業的陳曦買好了除夕前一天回家的車票，然后把好消息告訴了媽媽。這兩天，媽媽準備好了紅襪子、紅秋衣秋褲，每天數著日子等著她回家。長大之后，陳曦常常覺得年越來越不像年，但這次她特別期待，“就像是回到小時候一樣”。

漫長的歸途

相比于春運期間跨越的遙遠路途，從時間上說，這條回家路更加漫長。去年春節前，鐘玲玲找領導批文件，領導突然勸她別回家了。那時各地疫情形勢復雜，回鄉政策不一，居家隔離還好說，有的地方集中隔離，假期一共就6天，如果返鄉后被隔離，既不能過年，又耽誤工作，放假還有什么意義?

思來想去，她最終還是留在了島上，三年沒回家，都是相同的緣由。直到去年9月，她生了二胎，有6個月的產假，回家這件事才迎來轉機。結果，剛養好身子，到了12月中旬，她的爸爸也發燒了，給她打來電話，勸她別回來了。孩子才三個月大，還是早產兒，抵抗力差，他怕對孩子不好。

鐘玲玲又退掉買好的機票，隔了兩天，她和愛人、孩子都陽了，癥狀不嚴重，她發了一個下午的燒，有一點咳嗽，愛人也有點咳嗽，兩個小孩一點反應都沒有，“我們就這樣就陽過了”。等大家都痊愈，她又動了回家的心思，買了回去的機票。

這一次依然沒能成行。大規模感染后，大家都在傳“復陽”和“XBB毒株”，她在網上問要不要回家，大多數人都建議不要回，一番猶豫后，又取消了機票，之前寄回四川的年貨，爸爸收到后又給寄了回來。

本以為今年又要在小島上過年了，但有一天鐘玲玲跟爸爸視頻，爸爸嘴上說沒關系，“眼神和臉上都是落寞的”。在那個瞬間，對家人的想念戰勝了對不確定性的恐懼，鐘玲玲豁出去了，下定了決心，“反正自己已經陽過了，如果運氣不好，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就熬”。

不只鐘玲玲一人的回家路這么坎坷。趙鑫也三年沒有回河北邯鄲老家了。這三年，他兩次在愛人老家安徽過年，一次是在南京。2021年的大年初一，他一度帶上愛人，把車開了出去，準備從安徽回邯鄲，導航的提示音響起，大約有7個小時的路程。但就快上高速的時候，他停了下來。坐在副駕的愛人剛剛懷孕5個月，離邯鄲很近的石家莊又出現病例，思來想去，趙鑫掉頭折返，又回了愛人家。

那個時刻至今還讓他感到無奈和難過，“不想折騰老婆孩子了，萬一集中隔離，孕婦出了什么事不好辦”。開車回去的路上，他連著嘆氣，覺得自己像個逃兵。因為太久沒有回去，老家的人都在傳言，說趙鑫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2019年結婚時，趙鑫把自己的積蓄都拿出來，買了房子和車，再加上裝修，一共欠了40多萬的貸款，每個月得還5000多元。這幾年，因為疫情，趙鑫的房產經紀工作并不好干，實地看房的人越來越少，前一天還說要來簽約的客戶，后一天就被封在家里。

房產經紀人的收入主要來自開單的提成，不開單就沒有收入，只能靠透支信用卡、花唄、借唄來還貸和生活。有時候終于發了工資，各種還款周轉一圈，工資就像潑在地上的水一樣消失了。“我老婆每個月負責小孩生活費，我每個月就是拆東墻補西墻。”

今年他猶豫過要不要回家，“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其實是不想過年的，過年你再怎么不花錢，沒有個1萬塊錢能搞定嗎?”但太久沒回家了，想回家的念頭還是占了上風。

去年一整年，幾乎每一天，楊俊俊的心里都有個聲音在說：“我想回家。”他在2019年申請了打工度假簽證，到澳大利亞做門窗安裝工作，作為廣東客家人，家里有很強的宗族觀念，每天跟媽媽打視頻的時候，媽媽總是問他，什么時候才能回家過年，每一次他都說，明年看一下有沒有機會。但一到春節前后，就是防控最嚴格的時候，海外回國更加困難，他害怕自己一回去，就讓老家也出現病例，“全家人就出名了”。就這樣一拖三年，第一年只是有點可惜，第二年一過年就難受，第三年實在忍不住了。

在2021年，春運全國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8.7億人次，比2019年同期下降70.9%，火車購票App活躍度下降5成以上，這意味著，有上億人沒有回到家鄉過年。但在今年，那些想回家的人，再也沒有什么能阻攔他們。

離家這三年

三年沒回家，最先想家的總是胃。

林嘉沫還記得去年春節那頓年夜飯：偌大的一張桌子，只坐了四五個人，還是分餐制，人跟人的距離超過1米，大家各吃各的，偶爾才說幾句話。桌子上的飯菜沒有半點葷腥，全是素菜。看著眼前的水煮青菜豆腐，林嘉沫毫無食欲。

這是林嘉沫第三次在丈夫的老家臺灣過年。丈夫家里信奉佛教，吃素情有可原，因為疫情，大家分開吃，也是出于防范，但林嘉沫越吃越難過，越吃越沒有滋味，她難以抑制地想，如果是在她的老家江西宜春，這頓飯“應該是大魚大肉，辣的、重口味的，一桌可能十幾二十個菜”。

吃完飯，林嘉沫終于跟幾千公里外的家人打上了視頻電話，家人把鏡頭對準餐桌，這邊是老家的臘肉，那邊是媽媽做的魚，爸爸說：“你趕快回來，我們家里好多好吃的。”熱鬧的聲音、過年的氣氛，一下子包圍了她。視頻結束，林嘉沫打開手機看春晚直播，雖然沒怎么看節目，但屏幕上閃爍的紅包圖標，隔一會兒就響起的笑聲和掌聲，已經是她唯一能感受到的年味兒。那一天，她在春晚零點倒計時的背景音里睡著了。

在上海，林嘉沫操持著一家服裝淘寶店，業余時間做自媒體穿搭博主。租在上海的房子里，放著她的各類衣服、包、首飾，她回不來，只能拜托朋友把能寄的東西寄回江西，寄不了的扔掉，然后退租，“被迫經歷了一次大型的斷舍離”。

懷孕前三個月，林嘉沫孕吐反應嚴重，以前愛吃的東西不喜歡了，聞一下，胃就忍不住翻涌。身體里的聲音告訴她，想吃家鄉的味道。宜春離湖南很近，飲食文化也相似，那里的早餐店很早開門，大家走進去，嗦一碗熱騰騰的牛肉米粉。這樣的東西臺灣是沒有的，大家早餐都吃漢堡、蛋餅、三明治。那段時間，林嘉沫感到煩躁、抑郁，沒辦法工作，常常跟愛人吵架。實在想家的時候，她就去鼎泰豐買小籠包，帶回去吃。

三年很短，短到改變不了人的口味，但三年也很長，長到一個人可能經歷某些人生大事，畢業、結婚、生子，而最遺憾的，是這些時刻不能與家人分享。

陳曦在北京的一所學校讀研究生，2022年7月畢業，留在北京工作，而她的老家在黑龍江，從北京回黑龍江要隔離，從黑龍江回北京也要隔離，但她還要實習、寫論文、找工作，不能耽誤這么長的時間。她的父親在多年前過世，她沒回家，媽媽只能一個人過年。

在第三次去男友家過年之后，陳曦和男友商量了一下，在2022年結婚。那場婚禮可以用“兵荒馬亂”來形容。準備婚禮時，決定在男友的老家成都舉辦。前腳剛訂好酒店，后腳成都舉辦大運會，要征用酒店。因為各地出現的病例，旅行結婚、度蜜月也泡湯了，伴娘和伴郎都困在家里出不來。

到了婚禮當天，只有不到40位親友參加，大部分是丈夫那邊的親戚。陳曦這邊只有媽媽、舅舅還有一位阿姨出席，九十多歲的姥姥本來想過來，大家害怕她感染，沒讓她一起來。那天，阿姨用手機拍了好多視頻，給姥姥直播結婚的場景。姥姥發來一串語音，不斷喊著陳曦的小名“婷婷”。陳曦感到難過，她好想讓姥姥見證她的幸福。

林嘉沫生小孩的那天，因為臺灣的防控政策，只允許一個人進產房，林嘉沫的婆婆害怕感染，一直沒有來，林嘉沫的父母也無法來臺灣。在產房里，兩個新手家長面面相覷。那天的感覺，除了疼，還有恐懼，丈夫比林嘉沫更恐懼。她是剖腹產，醫生在一旁說，“小孩的頭已經出來了，爸爸看一下”，林嘉沫用余光看到，丈夫蹲在自己旁邊，頭埋在床單里，根本不敢抬頭。林嘉沫又想笑又想哭，如果是媽媽在這里，情況會不會好一點?

現實里唯一的陪伴來自丈夫。有段時間，丈夫開車帶著她和孩子到喜歡的餐廳門口，把食物打包帶回車上，大人沉默著吃東西，小孩在后座的安全座椅里睡覺。臺北的雨季來臨后，幾乎每天下雨，潮濕又悶熱，丈夫會開車四五個小時，帶著她和小孩從臺北到花蓮曬太陽。但那些時刻，她總是忍不住做出一個假設，如果是在有很多親人的宜春老家，如果是在朋友很多的上海，自己會在做什么。

在林嘉沫最需要家人的時候，家人不能陪伴她，楊俊俊則是反過來。2021年，楊俊俊的舅舅得了癌癥，媽媽跟舅舅的感情很好，最后幾個月是媽媽在照顧他。在老家的那棟老房子里，媽媽住二樓，舅舅住三樓。楊俊俊每天跟媽媽視頻，看著媽媽從焦慮一點點變成絕望，直到舅舅去世。

楊俊俊一度想回家，但被家人勸了回去。后來跟媽媽視頻時，媽媽不斷說著自己的內疚，她覺得自己沒有及時發現舅舅的病情。舅舅過世之后，有大半年的時間，媽媽提不起精神，一直在生病。有一次，媽媽說，“不敢去三樓，每次去三樓都會想到他”。楊俊俊很心疼，“我媽最需要我的時候，我不能在她身邊”。

回家的路，長大的路

睡在家里，趙鑫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心。在南京生活時，床是柔軟的，枕頭也是最舒服的，可是他總會熬夜到凌晨一兩點再睡覺。躺在農村有些硬的床板上，他九點鐘就可以睡著。關燈之后夜晚黑得像墨，什么聲音都聽不見了，只有偶爾能聽到遙遠的汽笛聲。

老家和新年，像是一個強制性的休息室，不管有多忙碌，事情有多緊迫，也一定要停下來，回到出發的地方，獨一無二的心安之處，重新休整。這段日子，趙鑫睡了這幾年來最好的覺，心里的焦慮也緩解了，不再急著做事，心里想，今天做不完就明天做，明天做不完就后天做。

最重要的是，他終于見到了爸爸。距離上一次在現實中見到爸爸差不多兩年了，視頻里只能看到臉，看不到全身，趙鑫猛然發現，爸爸好像變矮了，后背佝僂著，走路不像以前那么麻利，得稍微把頭抬起來，以一種仰視的視角跟自己說話。

爸爸老了，智能手機用不習慣，一直在問趙鑫該怎么用。農村老家的自來水冬天冰冷刺骨，到晚上7點就停了，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解決。趙鑫買了一臺機器，調試了兩天，家里終于有了全天都可以供應的熱水。回家的這大半個月，他一直在忙前忙后，把家里能修整的電器都調試好，趙鑫有時候感到恍惚，小時候，父親才是那個忙碌的人。

經過連續13天的隔離后，林嘉沫也終于回到了宜春老家。整個回家的過程，她累得筋疲力盡，不管是耐心還是體力都所剩無幾。與此同時，大面積的感染潮也來臨了。家人一個接一個喉嚨痛、嗓子啞、發燒，林嘉沫和愛人、小孩在臺灣已經陽過，成了家族里少數還健康的人。接下來的半個月，搶退燒藥、照顧家人的同時照顧小孩成了她和愛人的新任務。

林嘉沫仿佛成了一個“大家長”——先是照顧了感染的父母，然后去照顧外婆、外公還有跟他們住在一起的姨媽。

小時候，外婆是最疼她的人，外婆跟她有一個秘密基地，所有的零食、好吃的，外婆都放在老房子一個三角的電視柜里面。打開柜子，那里永遠會有最大的水蜜桃，最甜的草莓，外婆能買到的最貴的巧克力。沒結婚的時候，林嘉沫過年回家，先跑到外婆家，抱著外婆，跟她說，“我回來啦!”

這幾天，愛人已經帶著孩子回了臺灣，本來也想讓林嘉沫跟著回去。按照她以前的想法，過年好像沒有多重要，有幾年她還趁著春節，自己出國去玩。但因為這幾年發生的事，她跟愛人說，自己先不回去，“天塌下來了，我也要陪外婆過完這個年”。

對這些三年沒有回家的人來說，回家的路，又是長大的路。疫情三年改變了很多事情，許多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人經歷了人生的重要時刻，突然從一個孩子變成成年人。在回家之后，他們意識到家庭就代表著無法分割，需要對別人的人生負責，到了新的階段，就要接過重擔。

在澳洲的幾年，楊俊俊覺得自己逐漸向一個中年人過渡，剛來時他28歲，今年32歲，疫情的第一年，他跟在澳洲讀書、畢業的女朋友結婚，第二年生了小孩。成為爸爸的同時，他也意識到了兒子的責任。他跟愛人本來決定在澳洲定居，現在開始猶豫，父母以后要怎么養老，是自己帶著愛人孩子回國，還是讓父母也到澳洲生活?他還沒有想到太好的答案。陳曦也說：“疫情前我還是一個學生，還什么都不懂，疫情之后我都結婚了，已經上班了，感覺突然就長大了。”

無論如何，他們都可以好好地過一個年了，一個比以往更自由，有了更多希望的新年。

從岱山出發的前一天，鐘玲玲在抖音上刷到了20年前的春運視頻，還沒有建設得很好的路上，摩托車大軍帶著家人、年貨，日夜趕路，還有一個孕婦，也坐在摩托車上，跟愛人一起回家過年。看完那個視頻，鐘玲玲失眠了，“讀書的時候覺得春運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結婚之后，春運跟我關系很大”。

第二天一早，全家出發，她和丈夫輪流開車，大家先是戴了兩層口罩，開了一段路，摘掉一個，又開出去一段路，另一個也摘掉。她打開車窗，感到海邊濕冷的海風離自己越來越遠，越到內陸，空氣越干燥溫和，高速兩邊的植被迅速從眼前掠過去，遠處的風景從湖泊、平原變成山川。

家越來越近了，到高速上，鐘玲玲看到四川和重慶的車牌，就覺得好親切，“我都很想跟他打招呼，問他你是不是要回家”。離家越近，想回家的心情就越急切，到最后的那一個小時，鐘玲玲忍不住嫌丈夫開車慢，連續說了好幾遍：“開快點!”

家，就在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