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五角大樓“泄密門”事件，仍在不斷發酵。

此前，無論是阿桑奇，還是斯諾登，都曾曝出美國利用網絡竊密、監控盟友的黑料。

大家都知道美國斑斑劣跡，也對它通過網絡竊密有所提防，為何許多國家還逃不開美國的監聽監控?

譚主拿到了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與360公司最新披露的報告。

這份報告，揭開了現實版“黑客帝國”離我們有多近。

這次報告披露的主角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從披露的信息看，CIA在網絡上開展的破壞行動，做法非常隱蔽，甚至可以說沒有下限。

先來看看CIA的內部架構圖。

光是隸屬于CIA下設的網絡情報中心(CCI)的黑客就超過5000名，這還只是2016年的人員規模。

之所以設置這么復雜的分支機構，是因為，CIA針對不同設備“量身打造”竊密工具。

就拿家用電器來說，CIA的嵌入式設備分部(EDB)制造了一款名為“哭泣天使”的黑客程序，主要針對三星智能電視，感染這一黑客程序的電視會處于“假關機”狀態——人們以為電視已經關閉，但其實它變成了一個竊聽器，會記錄房間內的對話并通過互聯網發送到CIA的服務器。

除了竊聽之外，很多黑客程序還被用來做更有針對性的破壞行動。比如，該部門試圖侵入小汽車與卡車的控制系統，以便從事暗殺行動。

之所以能夠如此精細化地研發各類工具，正是建立在前期無差別的入侵竊密工作之上。

CIA的移動設備分部(MDB)開發了多種針對智能手機的攻擊“武器”，被感染的移動設備會向CIA發送用戶的地理位置、音頻和文本信息，以及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激活手機的攝像頭與麥克風。

根據報告披露，這些部門還研發了針對多款主流操作系統以及路由器的“后門”程序，也就是說，只要CIA愿意，它可以隨時利用這些“后門”入侵相關設備。

據統計，到2016年底，CIA下的網絡情報中心 (CCI) 就制造了1000多種黑客系統、木馬、病毒和其他“武器化”惡意軟件。

這1000多種手段，幾乎可以覆蓋目前市面上絕大多數的電子設備系統，這也意味著，美國可以對使用這些系統的人進行監控。

可能很多人要問，CIA需要這么多普通人的信息干什么呢?

報告也揭露了美國人的真實意圖。根據報告披露的內容，這些工具還能實現以下幾種功能：

提供加密網絡通信服務;

提供斷網聯通服務，保證在斷網的情況下還能與外界聯系;

提供基于互聯網和無線通訊的集會游行活動現場指揮工具。

這幾項功能，主要被用于“顏色革命”——找到目標群體，協助發布擴散虛假信息，推動抗議活動，不斷激化目標國國內矛盾。

據統計，數十年來，CIA至少推翻或試圖推翻超過50個其他國家的合法政府。

美國可以利用這些工具，煽動普通人，在那些美國眼里的“敵對”國家內部制造混亂，這樣的手段既隱蔽，同時，成本又低。

通過報告披露的信息，我們發現，針對不斷更新迭代的電子產品設備，CIA總能研發出針對性的黑客程序。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CIA早就埋下了種子，這要追溯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1921年，一名叫做鮑里斯·哈格林的年輕人親手設計了一臺機械密碼機，這種機器，主要用于軍事通訊領域，其生成的密碼讓敵人即便截獲本方的電報，也無法破譯。

二戰期間，哈格林從挪威逃往美國，美國的情報人員找上門來，要求哈格林將密碼機賣給美國，美國想借此研究密碼機，破解其他國家利用密碼機發布的情報。

但是經過CIA研究發現，這樣做的效率很低，與其分析破解情報，不如在情報發出前就上手段，這就需要在密碼機的研發階段就介入。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IA收購了哈格林的公司，也就是今天的CryptoAG公司，它一度是全球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加密機企業，其產品曾被120多個國家使用。

收購之后，到底該上什么樣的手段?當時，恰好是密碼機由機械向電子發展的過渡期，美國情報部門抓住了這個機會，利用當時還不完善的系統漏洞，操縱了密碼機的算法。從此之后，這一手段成為了美國情報界的一個“殺手锏”。

那時，CryptoAG公司生產兩種版本的密碼機，一種是給美國盟友使用的“安全版”，另一種是給其他國家使用的“可操控版”。

利用“后門”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一發不可收拾，美國發現，自己設置的“后門”沒有人察覺，漸漸地，為了服務全球霸權的野心，它賣給盟友的密碼機也變成了“可操控版”的。

當時，美國情報部門竊聽列表有三個重要代號，A是蘇聯，B是亞洲，G是包含盟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根據美媒的報道，在80年代，“G”地區中一半以上的情報都是通過CryptoAG公司加密機傳播的。

嘗到了甜頭的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頻繁在各種新技術的研發之初就上手段。前不久，一名叫做卡倫·克維亞特科夫斯基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官員公開表示：

美國政客們非常關注軟件“后門”，在各種軟件和操作系統公開發布前，美國情報機構就已經摻和進來了。

正如報告中提到的那樣：

全球各地使用美國互聯網設備和軟件產品的機構和個人成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傀儡“特工”，幫助該機構迅速成為網絡諜報戰中的耀眼“明星”。

很多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手里的電子工具，就成為美國竊密的“幫兇”。

當然，很多CIA想要滲透的部門，使用的都是內部網絡，比如警察記錄數據庫，對于這些不與互聯網直接連接的網絡，CIA同樣有辦法侵入。

CIA在美國駐法蘭克福總領事館設立了一個名為“歐洲網絡情報中心”的部門，CIA的黑客、特工、情報人員可以以美國國務院工作人員的身份，打著“提供技術咨詢”的旗號，大張旗鼓地進入領事館。

這些人會將裝有惡意軟件的USB設備偷偷插入到目標計算機以竊取數據。

要知道，進入了法蘭克福，也就意味著這些黑客、特工可以在沒有進一步邊境檢查的情況下，前往包括法國、意大利在內的其他25個歐洲國家。

譚主查到了美國駐世界各地大使館在2018年的16000多份“購物清單”，其中出現了大量的間諜設備：

美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要求采購94臺能夠偽裝成領帶、帽子、紐扣、手表等日常用品的間諜相機;

美國駐哥倫比亞大使館同樣需要類似的間諜相機。

竊密的思維，已經完全根植于美國政府的行為當中，大使館，都已經成為美國黑客竊密的“老巢”。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再這般肆無忌憚下去，自己也難以全身而退。

2020年，《華盛頓郵報》報道稱，CIA的黑客工具在2016年被盜，該報道中提到，CIA關心的是擴大其網絡攻擊的武器庫，而對這些工具的安全程序“十分松懈”，換句話說，美國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些工具泄露后的危害。

就在這些工具被盜后不久，全球包括美國在內的近100個國家遭到了一款名為“WannaCry”的勒索病毒的攻擊。

這款勒索軟件，正是黑客利用從美國情報部門掌握的漏洞編寫的，事情披露后，美國遭到各界的譴責。

美國不停制造黑客工具攻擊別人，卻不曾想，自己有一天也會被自己的工具攻擊。

這種反噬，帶來的不單單是經濟上的損失，還有國家信用的喪失。此次“泄密門”事件，是一個名叫杰克·特謝拉的美國人引發的，他是空軍國民警衛隊下屬“網絡傳輸系統”技術員，今年只有21歲，是一名“00后”。

從阿桑奇到斯諾登，再到杰克·特謝拉，揭露美國監控全球真相的人越來越年輕。與此同時，像卡倫·克維亞特科夫斯基這樣站出來說真話的美國前官員也越來越多，正是因為他們此前堅信的價值觀開始動搖。

而在國際上，美國受到的譴責也越來越多，就連聯合國也已正式向美國表達關切。

動用技術來為自己的野心服務，美國顯然沒有節制。然而技術終究是人發明的，在理性與欲望的較量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理智的人不斷站出來說出真相。

隨著被披露的真相越來越多，我們也應該越來越警惕，不能讓技術放任自流，把世界帶向危險的邊緣。

隨著各國應對措施的提高，某些國家濫用技術而不愿承擔責任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再執迷不悟，只會不斷把破壞規則和秩序的證據拱手展示給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