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每周能否多休一天假”的討論活躍于社交媒體，亦有部分企業積極嘗試，開展“上四休三”“混合辦公”的嘗試。率先嘗試的企業是在順應新潮流，還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試驗?全球趨勢如何?職場“打工人”距“上四休三”還有多遠?

“吃螃蟹”的企業：理想與現實有差距

日前，一條關于“倡導‘上四休三’的老板后悔了”的話題引發網絡熱議。這家號稱國內首家探索“上四休三”的公司，曾因“每周三帶薪休假”“假期調休不補班”等言論沖上熱搜，甚至引發應聘高潮。《環球時報》記者聯系采訪到公司創始人易北，他坦言自己的公司確實遇到諸如個別員工因缺乏自驅力而“去混”的情況，但更多員工將被動工作的模式轉為主動工作。因此，易北不認為這是“上四休三”工作制度的問題，并表示將堅持，“除非公司倒閉，否則不會放棄‘上四休三’。”

《環球時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作為“周三也休”的公司創始人易北今年27歲，公司主營業務為短視頻賬號運營、文案策劃等營銷性質的泛娛樂產品，正式開業于今年5月，目前有員工20余人，全部是“00后”。正因如此，“上四休三”是否具備可持續性，以及其高調宣傳是否涉及炒作等也遭到部分網友的質疑。

無獨有偶，“考研名師”張雪峰日前也宣布，其公司“峰學蔚來”將從8月1日起實行四天工作制，工資不變。“峰學蔚來”的工作人員此前回應記者稱，“上四休三”是對員工在高考季辛苦付出的補償，薪水不會因此變化。“上四休三”并非短期調整，會長期實施。

事實上，如何突破“雙休”制度、采取“混合辦公”來提升員工幸福感、降低通勤及辦公成本在國內已有更具規模的嘗試。2022年初，攜程高調推出“3+2”混合辦公模式，稱全體員工都可在公司辦公3天，并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選擇遠程辦公2天。作為“混合辦公”的大力倡導者，攜程創始人及前CEO梁建章認為，該制度將是企業、員工和社會的多贏，有助于減少交通堵塞，緩解大城市高房價和地區間差異。此外還有利于家庭和諧、女性職業發展和提高生育率，或將對社會和經濟產生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來自高層的設想與政策落地之間存在著差距。“雖然公司層面已確立混合辦公制度，但需要由每個部門按需落實執行，這與部門領導的執行理念高度相關。以我所在的部門為例，每周的5個工作日其實都需要打卡。”曾在攜程工作的員工艾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也有部分同事和領導擔心影響同事關系、團隊管理的溝通效率等。此外，不是所有工作類型都適合混合辦公的模式，“個人感覺程序員比較適合混合辦公。但如果需要與外部對接，不管人在哪里，都不能耽誤和溝通進展。”近期，部分網友爆料，攜程已推行一年有余的“3+2”混合制辦公“似已取消”，但未得到攜程官方證實。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李長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整體而言，“上四休三”及“混合辦公”還是國內企業的個別現象。“主要的原因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強相關。雖然中國當前的GDP總量在全球排名第二，但是我們離全面現代化還有一定距離，當下階段還需要加倍努力工作。”

“30年后，當技術更加進步的時候，人們會回首過去并驚奇地想，怎么會有辦公室這種東西。”維珍集團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曾經這樣說。在《環球時報》記者采訪過程中，不少受訪者都認為，不管是“3+2”混合辦公還是“上四休三”這樣的模式都離他們很遠。在一家外企擔任項目經理的奈飛告訴記者，在辦公室里和同事、團隊面對面會讓她更有安全感。艾倫也稱，當下階段他還是傾向于選擇“努力奔跑”，因為“個人的發展階段都不一樣，未富先老的擔憂，讓我不敢停下來”。

全球掃描：趨勢尚未形成

全球范圍內，“上四休三”“混合辦公”等模式在多國都有不同形式的嘗試，但其效果及現狀卻迥然不同。

在英國，“上四休三”已由一場實驗演變為一場風潮。2022年6月到12月，英國70多家企業和機構參與了“四天工作制”的試驗。員工的工資不會受到工時減少的影響，但他們也必須保障為公司提供100%的工作效率。本次試驗歷時半年，由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研究機構從工作效率、員工幸福感、女性權益保護、環保經濟效應等角度進行同步評估。

最終研究結果令人感到樂觀：缺勤率從每月2天下降到0.7天，離職率下降了57%。研究還發現員工的身體健康與幸福感亦獲得改善。鑒于“四天工作制”為公司和員工帶來的積極影響。91%參與實驗的企業都決定在實驗結束后繼續實行“四天工作制”。

而在美國，“混合辦公”模式卻遭遇“開倒車”的情況。“事實上，‘混合辦公’已經留在了昨天。為了避免成為下一批裁員的目標，我們早已開啟‘內卷模式’，在我周邊，堅持‘996’辦公的也不在少數。”一位目前供職于美國微軟的員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谷歌、微軟、臉書等企業曾提出過“支持員工永久在家辦公”的理念。還有觀點認為，“混合辦公”曾一度成為美國科技企業的主流。然而，因科技行業在疫情期間爆發式增長、又在疫情后遭遇“報復性回落”，員工們的工作時間正在悄悄變長，更多人選擇了回到辦公室里。

與美國類似，《環球時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法國很多企業也表示，當前一周工作五天(35小時以上)都不能滿足需求，“四天(32小時)工作制就更不要想了”。法國雇主聯合會主席德貝茲奧認為，當前需要重新審視工作時長以及法定休假和帶薪休假等問題，但工會組織對此并不買賬。

法國當前的糾結與疫情前形成鮮明對比：兩年前，法國《解放報》曾在頭版刊登“每周工作32 小時(四天)”的暢想，聲稱“法國人一周工作四天的訴求一直未被認真對待。而新冠疫情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并開始新的工作方式”。

在法國五百強企業工作的尤先生認為，如果僅僅是部分企業采取“上四休三”的工作模式，結果并不現實。因為所有的市場不會只開四天——他所說的市場，是廣義的，譬如國際金融、貿易等。他認為，法國作為高福利國家，如果按照真實工作時間計算，其政府部門以及某些IT公司早就已經是“四天工作制”的踐行者了。“但是在大多數企業很難實行，因為它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國內市場，還有國際市場。”尤先生還介紹說，和美國的上班族一樣，如今大多數的法國上班族，需要把手上的任務完成后才能下班。

華南理工大學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鄒嘉亮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從公開數據及報道信息來看，全球各個國家每周工作時長變化不一，且驅動原因較為復雜，既有信息科技進步導致的生產力提升和組織調整，例如遠程辦公、混合工作制、零工經濟繁榮等，也有疫情及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如企業減員、縮短工作時間等。整體而言，“上四休三”也好，“混合辦公”也好，在全球尚未形成一致的趨勢。

會是未來工作場景的一部分嗎?

根據公開資料，我國勞動者的每周工作時長經歷了由“單休”、到“大小周末輪休”、再到“雙休”的演變。職工在1994年以前每天工作時間為8小時，每星期工作6天，周日休息。對于雙職工家庭來說，所有家務活都只能在周日完成，“戰斗的星期天，疲勞的星期一”也成為“單休”工作制時代的真實寫照。

1994年初，國務院發布第146號《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宣布實施5.5天工作日，即第一周星期六、星期日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為休息日，“大小周末”依次循環。1995年，我國發布《國務院關于修改〈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于同年勞動節開始，“每周5天工作制”正式施行。對此鄒嘉亮認為，從“單休”到“雙休”，體現了人們對生活品質和幸福感的追求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也體現了社會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日益重視。

“上世紀90年代及以前的勞動者其實并沒有太多休息、休閑的概念，很多情形下是迫于生計、或者是老一輩的奉獻精神使然。”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系主任許志星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國勞動者每周工作及休息制度的變遷伴隨了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勞動生產力、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國居民對于休息、休假的需求也隨之提升。如今“上四休三”的呼聲再起，體現了當代職場年輕人新潮的職場倫理觀念。“老一輩提倡犧牲個體為集體奉獻，但現代年輕人會更關注個體空間、家人陪伴，以及包括休閑娛樂在內的生活品質。”

休假模式的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個體幸福、雇主效率以及社會經濟?李長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工作時間縮短，意味著勞動者能有更多時間進行個人娛樂休閑，而生活質量提高這件事本身也對生產效率提升具有積極效應。此外，社會經濟發展之后，居民對更高質量的生活有了新需求，更多的休閑時間將有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諸如文旅、娛樂等服務類行業也會因此快速發展。

更多休假及遠程辦公會是未來工作場景中的一部分嗎?對此人力資源服務企業薪寶科技的首席運營官祝施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科技發展為遠程辦公提供了可行性，很多知識型、創意型的或具備強線上交付屬性的工作人員都適合減少在崗時間。讓員工有更多自由工作、學習空間有利于提高創造力和自身水平。“再加上企業有完善的能力考核機制和產出評價機制，約束提醒部分自制力弱的員工，讓企業和員工都能持續獲得自身價值。”

“或許當下，‘上四休三’還是一個小眾而奢侈的話題。但暢想未來，隨著AI領域的快速發展，人類生產力大幅提高。每個人都會擁有個人AI助理，大家都會有更多的休閑時間。”許志星在采訪最后，向記者表達了“最為樂觀角度”的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