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了就去送外賣”，這句話曾經是很多職場打工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也是很多人當真的一條人生退路——幾乎沒有門檻，不怕35歲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穩定賺錢，關鍵賺得也不少，月薪過萬十分常見。

但現在，送外賣的人太多了，他們是失意又失業的職場打工人，是創業失敗的小老板，是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們涌進外賣行業，讓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義。

可是如果連外賣都不招人了，他們，或者說我們，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來很多魚

又一個深夜，28歲的新手外賣員羅頌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響的呼嚕聲吵醒的。羅頌所在的出租屋，是個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經塞進了接近30位外賣騎手，上下鋪，沒有公共區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這里，就像沙丁魚被裝進罐頭，找不到縫隙，也沒有隱私。

醒來之后，羅頌更睡不著了，他的心里填滿失落感。羅頌是山東人，今年年初剛來北京，成為了一名美團外賣的專送騎手，但僅僅兩個月時間，他就發現，這活兒沒有想象中好干——擁擠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讓羅頌感覺到逼仄的是，整個外賣騎手群體的爆滿。

3月，春暖花開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羅頌一樣的新騎手，就像春水化凍，池子里突然多出來很多魚。往年春節后，外賣行業會有一段時間人手緊缺，為了保障運作，2023年2月，美團開啟了“春風送崗”行動，再開放50萬個騎手、站長等配送服務崗位，還花了1個億，用各種方式來招聘新騎手。

沒想到的是，預期中的用工荒沒有到來，50萬個崗位正在以光速飽和。另一位餓了么的外賣員馮祥說，年前，自己所在的站點還只有30來人，如今，站點擴充到快90人了。馮祥來自河北，已經在北京跑了7年外賣，春天是外賣淡季，氣溫回升，人們更愿意出門吃飯，單量會變少，但騎手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頭一回。

和羅頌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長義，已經跑了兩年外賣。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時候，丁長義喜歡給大家做鍋包肉吃，有人湊鍋，有人湊調料，丁長義下廚，就能做出一頓鍋包肉，省錢。但就在兩個月前，突然來了很多新人，這才換了大宿舍。這之后，屬于個人的空間少了，丁長義失去了下廚的機會，“薪資低，帶鍋來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組團來的年輕新騎手，“不跟你一條心”。

新人們也加劇了競爭的激烈程度。羅頌和丁長義所長期駐扎的站點，屬于熱鬧的北四環商圈，一天的單量在2300單左右，但平均下來，每個人只能跑30單。他們計算過，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線的騎手就可以送出15-20單了，30單的總量即意味著，除了中午和晚上，騎手們幾乎沒有訂單可跑。

于是，下午兩點，騎手們紛紛空閑下來。羅頌和騎手們喜歡聚在和府撈面，閑聊、睡覺、大眼瞪小眼，因為只有這里提供免費的茶水和座位，能夠讓沒有訂單的時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點半，這里的話題都會圍繞著“沒單”和“降薪”展開。

羅頌是這個話題的積極參與者，他本就是沖著高薪來的。最開始，羅頌還是在短視頻上刷到招聘廣告，里面寫著，一個月能拿到一萬八。入職之后，羅頌問老騎手們，這些宣傳是不是在騙人?大家紛紛曬出了自己的工資轉賬記錄，“一年不少掙”。

看著那些數字，羅頌更加充滿信心，他覺得“來對了”——外賣騎手實行“計件制度”，奉行多勞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單，按照一單8塊5計算，干滿30天，就能賺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資不到8000元，比預期減少太多。

不過，新人往往很難搶得過老人。閑談間，女外賣員焦蕾說起，這段時間，騎手群里來了不少不到20歲的年輕人，都和羅頌一樣，是沖著“賺大錢”來的。其中，有一個18歲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廣告，獨自一人來北京跑外賣，結果單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來，才跑7單，第二天跑了10單。同是老鄉的焦蕾看不下去，給小姑娘介紹了一家奶茶店，讓她到店里學做奶茶，“好歹是門手藝”。

26歲的田橙子才跑了兩天外賣，就已經開始盤算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單，收入100多塊，比他預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銷沒少，電動車的租金一個月700元，擠得像罐頭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價，這個晚上，他點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蓋飯，都得18元。

爭奪餌料

對于羅頌、田橙子這樣的新騎手們來說，他們剛剛進入水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氧氣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來。

田橙子的18單，午高峰有9單、晚高峰有8單，剩下的一單，是他整整等了一個下午，實在沒辦法了，找到了站長，讓站長派來的一個寶貴訂單，距離長達3公里，專送騎手們基本不會接這么遠的單子，送完這單，他花了一個小時。

羅頌則選擇早起，再多送兩個小時的早餐時段。前兩天，他因為送餐時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沒賺上錢，還賠了800塊。為了彌補，羅頌不得不把所有的時間利用起來，那個晚上，他跑到凌晨3點才下線，兩個小時之后，羅頌睡醒起床，繼續送早餐訂單。

而身經百戰的老人們，也輕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長義感到很疲憊，他覺得，自己好像越來越像一個機器人。丁長義今年41歲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經給自己制定過一個容易夠到的小目標，每天只要跑到35單就下班，不然一天沒得賺。但從上個月中旬開始，訂單少了，他只好選擇一直在線，每天變成“一單一單地熬”，一個小時能多上一兩單，熬到快11點，才能完成任務下線。

這大大減少了丁長義的休息時間，回宿舍倒頭睡，睜眼就得上線，“就像到點開機的機器人”。以往，晚上7點就能收工，丁長義會約上自己的騎手好友，一起騎車去什剎海、天安門走走，這是難得的、屬于丁長義的時光。

37歲的劉大海，和丁長義有相似的疲憊感。他應對競爭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個訂單。在美團專送，騎手們的訂單都是系統派單，但每個人每天有3次轉單的機會，于是，一些太難跑的訂單，劉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個高檔小區，不允許外賣員騎車進入，再遠的單元樓，都得步行送進去。往日，接到這個小區的單子之后，劉大海會轉單出去，像田橙子這樣的年輕騎手更愿意接下。

但現在，再遇到這種單子，劉大海不敢轉了，能多跑一單是一單。相比起疲憊，收入少更讓劉大海著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歲，都是用錢的時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錢，一天一包煙減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時候就喝口水。劉大海特別喜歡吃菠蘿，但這幾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幾個大泡，吃著嘴會疼，不過這樣正好，能再省下一筆菠蘿錢。

沒有訂單、收入銳減的陰云，就這樣籠罩著所有的騎手，大家正在習慣一個新的事實——外賣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騎手開始了最后的掙扎，比如餓了么騎手馮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場暴雨。那一天，馮祥隱隱有些興奮，“因為好久沒有爆單過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給手機帶上防護套，沖進大雨里，想抓住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多跑幾單。最終，馮祥跑了50多單，已經是兩個月來單子最多的一次，賺了400多塊。

馮祥說，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場最后的掙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賺多少錢”，如果還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這一天，馮祥收到了2個差評，其中一個，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賣柜滿了，他趕著送另一個訂單，來不及解釋，就把外賣放在快遞柜旁邊，大雨淋濕了外賣盒。回想起那個決定，馮祥有點后悔，也覺得“是不是自己心態出了問題”。他跑了7年外賣，以前從沒有連續犯錯過，也不會著急這幾分鐘，總是等到客戶下來拿，因為一旦有差評，就會被罰款。

“是太低落了嗎?”馮祥問自己。這段時間，單子少，單價還降，那天下大雨，他聽說，之后的惡劣天氣，不會再有2元一單的補助，雖然消息真假要到下個月發工資后才知道，但他還是一下子泄了氣。

老天好像也在勸退馮祥——拼盡全力的結果是，賺400元，卻送錯2單，被罰1000元，強制下線7天。

水溫的變化

收到處罰結果的時候，馮祥感到十分詫異——罰金變高了。兩個差評，每個都被罰500塊，這是之前從來沒有的懲罰力度。不止如此，站點還在4月1日開始，執行了更嚴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點30分參加晨會，晚到罰款200元，缺席罰款500元。

馮祥有些不開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覺得我們走不走都無所謂了，不需要你了，覺得這里管得嚴、不舒服，那你就別干了”。

事實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會形成一種穩固的生態，維系一套公認的運作法則。此前，對于外賣騎手們來說，這種生態的基礎法則就是，騎手數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團站長吳楠說，在外賣界，也有一只“看不見的大手”，在隨時調節外賣員的數量。他們會在美團、餓了么這兩個平臺之間反復橫跳。甚至在美團專送內部，也有很多外賣員是不穩定的，他們會跑一段時間眾包(指沒有站點的臨時騎手)，再跑一段時間樂跑(指專門跑一些遠單的臨時騎手)、暢跑(指專門跑一些近單的臨時騎手)，但原則都只有一個，“哪里的單價高就去哪里”，就像魚能夠自由地活動在開闊的水域里。

對于騎手們的這種流動，站長們往往持默許態度，并不在意，因為騎手是珍貴的。早幾年的時候，各家外賣平臺展開騎手搶人大戰;后來，興起的網約車、同城、閃送服務，都在和外賣行業搶人;疫情時代，外賣騎手更是“香餑餑”。

馮祥記得，這幾年來，工作的確好干，站長們也愿意和騎手們搞好關系。有的時候，如果有訂單超時、差評，只要站長不上報，就不會處罰到自己。馮祥最感動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資還沒有發，他把情況告訴站長，對方果斷地預支了幾千塊錢的工資。馮祥當時覺得，自己的存在有價值：“站長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顯然，情況變了，外賣騎手數量正在飛速增長。美團財報顯示，2021年美團騎手的數量為527萬，2022年，美團騎手的數量變成了624萬，其中81.6%是來自縣域鄉村地區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平臺一年新增騎手的人數達到了97萬。

吳楠說，今年，應聘者比往年更多，他們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紹成功一個，會給幾千塊錢的推薦費，現在，推薦費從兩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時，吳楠也開始在意起了穩定性，“跳來跳去的那種騎手，我們就不招了”。不僅吳楠在意，很多騎手也不愿意再流動，吳楠觀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來，“就跟突然醒悟過來一樣”。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況都不好”。比如美團樂跑，往日不限班次，單價雖然低，但單量多，騎手們想跑多久都行。但現在，樂跑開始限制騎手們的班次，劃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騎手沒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單量，會直接斷線，吳楠預料到了這種情況：“因為報名樂跑的人也特別多，特別富余。”

這樣一來，更多的眾包騎手，選擇固定下來，加入到站點的團隊中。上個月，美團的羅頌和丁長義收到通知，4月開始，眾包的單子劃到了專送池子里，他們的單子稍微多了一點，但單價從原來的8塊5，掉到了6塊3。餓了么的馮祥說，以前，一個月跑到500單以上，單價會從每單7塊漲到每單8塊，但現在，需要跑到700單以上，才能拿到每單8塊的單價了。

而對于這些改變，一些騎手選擇了接受，他們停止游動，在有限的空間里尋找生機。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為一份工作，外賣騎手曾經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在羅頌所在的站點，每個騎手都能說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經歷都能對應一個選擇這份職業的原因，是它們吸引著有著不同人生路徑的騎手，最終匯聚到這個池塘里來。

對于馮祥來說，選擇做騎手，是因為它足夠“自由”。26歲的時候，馮祥獨自一人來到北京，成為一名騎手。在此之前，他曾經去過廊坊的京東方，做工人，但馮祥覺得“不自由”，連抽煙都不讓。但送外賣不一樣，沒人管，馮祥剛到北四環當騎手時，路過鳥巢，就能進去轉一圈，這讓他感覺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軌跡里，外賣騎手幾乎是他們流轉的最后一站。比如41歲的鞍山人丁長義。原本，他有過一份很滿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單位做貨車司機。但女兒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賺點奶粉錢，于是白天跑貨車，晚上去做代駕，半夜，疲勞駕駛，丁長義撞上了一輛小三輪車，所幸沒有人員傷亡，但他丟了工作，賠了5萬，被吊銷了駕照。

丁長義愧疚，把自己關在屋子里整整兩個月，出來之后，再也找不到這么好的工作，“東北的三線城市，要人的工廠也少”，他唯一的選擇是去鞍山軋鋼。去年，丁長義聽說，在北京跑外賣能賺錢，于是，他背著家里人，偷偷來了北京。這件事，直到丁長義被隔離、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這個時候，丁長義已經40歲了，只有跑外賣沒有年齡要求，也不會追究過往。

37歲的劉大海也是這樣。而他選擇做外賣騎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缺錢。幾年前，劉大海從哈爾濱南下，去廣東開燒烤店，選址失敗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閉了，他虧了28萬。這是他第二次欠債，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爾多斯的礦上拉煤，買了一輛車，貸款70萬，結果一個月下來，一分錢沒賺，他才意識到，這件事可能是騙局。

為了還債，劉大海來了北京。他考慮過做代駕，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剮蹭到別人的車，得賠錢，他就立刻放棄了這個念頭，自己負債幾十萬，“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對于劉大海而言，做騎手是沒有門檻的、安全的、賺錢的，更重要的是，跑外賣對應著一種樸素的價值觀——有努力就有收獲，這能讓騎手們的生活漸漸好起來，產生“生活可以漸漸變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劉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車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飯錢，還能剩下5000塊寄回家里。他一度覺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繼續跑外賣，直到還完租金、重新創業。

正是這些優勢，讓騎手工作成為一種兜底的選擇。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來許多，這讓池塘顯得狹窄，更磨滅了騎手這份工作的優勢。

新騎手羅頌和田橙子，原本也是沖著這些優勢來的。羅頌的經歷則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為疫情，山東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羅頌開的魯菜店倒閉了，這讓羅頌感覺到極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萬多的流水，結局卻是虧了20萬。他愛面子，也缺錢，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來北京做騎手。有人問起來，在北京做什么?羅頌都模棱兩可的回答：“上班。”他想著，趕緊把債還完，再回家。

而26歲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結伴來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幾個月，兩人已經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這四個地方周轉過。

那個時候，兩人都沒有預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會如此漫長。在湖南待過的那個電子廠，今年2月就沒活兒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賺3000來塊錢。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資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裝卸工，而且工資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從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傳都是騙人的”，田橙子形容，不僅工價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試，一個只招10個人的崗位，有70個人拉著行李箱面試，廠里的管理員還說，“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兒”。

在天津待了一個月，試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輩們一樣，田橙子終于流入了騎手的池塘。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時過境遷，騎手已經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經過最后一場暴雨中的掙扎，跑了7年外賣的馮祥，打算回家了。

馮祥并不適應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沒有想到，僅僅是為了可觀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莊，加盟一家餐飲店，或許是喜茶，或許是鮑師傅，馮祥沒有仔細調研過這兩家店，但取單的時候，總看見這兩家店排著很長的隊。

除了開店之外，馮祥沒有更多的選擇了。外賣這份工作，能讓馮祥得到“立竿見影”的工資，但也讓他不忍心浪費時間去做別的事。馮祥說，幾乎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在跑外賣，“干一個月就有一個月的效益”，如果是學別的技能、轉行，都對應著極高的成本。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知識焦慮，當周圍人提到“KPI”“CEO”這樣的術語，他會湊上去問，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學幾個單詞，能有一點點收獲。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兩年，馮祥和妻子協議離婚了，因為妻子覺得，馮祥一個人在北京跑外賣，卻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時候，馮祥會有些羨慕自己的發小，他前幾年開車做運輸，賺了不少錢，最重要的是，有時間陪孩子去三亞旅游、去游樂園玩，刷到發小的朋友圈時，馮祥覺得，自己雖然賺了幾年錢，但“沒選對行業”。住在狹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沒有生活，變得頹廢，兩個月才理一次發。

如今，是該跳出池塘的時候了。馮祥算了算，現在自己每個月只能賺5000塊，往家里打錢的時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兩千，需要用之前的積蓄補上。他安慰自己，或許這是一個契機，能讓自己重啟一種人生。

外賣行業本就像一個蓄水池，騎手這個職業，很開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幫助一些面臨失業的人重新獲得工作機會，也能為亟需獲得收入的人緩解生存壓力。但這份職業很難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實現了外賣行業的職業晉升，從騎手做到了站長、城市經理，有些人則完成了轉換賽道的經驗積累，完成過渡后選擇離開，只有一直想賺錢的人會留下。但現在，月入過萬已經很難，這個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還有劉大海，他還有債務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這幾天下班，他繞著宿舍附近的小吃攤繞了好幾圈，打算做個小買賣。有的時候，劉大海覺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時，入行太晚，當然，他也聽過一些江湖傳說，“送三年外賣，能開著卡迪拉克回家”。

站長吳楠預料到了這些人的離開。他說，每年三月，總有一波人來，到五月的時候，總有一波人離開，他將其歸因于“生態”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難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會選擇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歲的田橙子，還需要在池塘里熬過接下來的28天——他已經交了700塊租車費，800塊房租，不能浪費，再怎么差，也需要把這個月撐完，再做打算。

等單的那個下午，田橙子點開了一集動漫，是他最喜歡的《吞噬星空》。在這部動漫里，他最喜歡一個叫羅峰的角色，點開百科網頁，羅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讓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別墅。田橙子說，這也是他的夢想。

一集動漫的時長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點開騎手界面，等待系統給自己派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