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說彩禮18.8萬，三金衣服婚紗等8萬……一談到錢就上升到態度問題，就是不在乎她”，“我家普通家庭，我爸意見，對方硬要這么多，也能拿出來，但錢就這么多，買車、車位、裝修啥的就怕不過。”社交媒體上，山西晉北地區一位網友發帖詢問網友，“第一次經歷這種事，接下來該怎么辦?”

事實上，現實中遭遇彩禮困境的并不在少數，而“高價彩禮”乃至“天價彩禮”的問題也成為公共話題。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河北河間市大莊村黨支部書記石炳啟就建議，“把‘低彩禮’落到實處”，同時在推行“低彩禮”的基礎之上提倡“零彩禮”。

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靳小怡，長期從事農村人口婚姻家庭研究。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高價彩禮”是中國人口社會轉型期的特殊現象，彩禮金額在2000年以后不斷攀升，并于2010年之后愈演愈烈，在一些地區遠超出當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成為欠發達農村地區“因婚致貧、因婚返貧”的主因，同時帶來發達城鎮地區年輕人“恐婚、不婚”的問題，極不利于提升近年來低迷的生育率，給中國人口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帶來威脅。

高價彩禮亂象

為了解當代中國農村男性婚姻成本，2018年，靳小怡帶領課題組進行了覆蓋11省的“百村調查”，對農村男性婚姻花費的數據進行了全面分析，發現在彩禮、婚房、婚禮、謝媒費等多項指標中，彩禮和婚房的占比最大，且存在“西部偏彩禮、東部偏婚房”的地區差異。

“中西部男性成婚難最直觀的表現即為‘高價彩禮’，東部受較高房價的影響，農村男性主要面臨較大的婚房購買壓力。”在靳小怡看來，隨著近年來彩禮要價不斷攀升，“高價彩禮”令婚姻儀式感減弱、“交易”性質加深。

事實上，有關高價彩禮近些年來一直是社會熱點話題，尤其是在農村，這樣的現象特別普遍。甚至，有不少交往中的男女因為高價彩禮的問題而分道揚鑣的案例發生。

據騰訊新聞谷雨數據《2020年國人彩禮調查》，有超過七成(73.8%)的婚姻都收過彩禮。浙江以超過18萬的平均值，在所有地區中高居第一，遠超全國平均值69095元。江西排在第四位，彩禮平均值為11.2萬元。

南昌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建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地結婚收受彩禮是普遍現象，但所謂“天價彩禮”只是個例，有相當部分還是虛假炒作。“一般意義上來說，都是18萬元左右，看家庭情況，一般市民家庭，則從五六萬到十五六萬不等。”

費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經濟》中指出，彩禮是男方家庭對女方家庭因婚配喪失勞動力的一種補償，女方家庭又通過嫁妝的形式，將資源注入新家庭。隨著經濟發展和資產豐富，近年來各地的彩禮一路走高，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在北京工作的東北地區一位青年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他的朋友最近準備結婚，彩禮已經高達30萬元，而且還不包括購置房產和車輛等花費，“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部某縣一名村民說，“兩三年前我們這邊彩禮一般是10多萬元，如今不少都是20萬元起步。”“這些年我們這兒彩禮一路上漲，從十多年前的8.8萬元漲到18.8萬元，再到28.8萬元，如今一般都是38.8萬元。”贛北地區一村民表示。

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高價彩禮的現象也并不鮮見。福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甘滿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福建的莆田地區，2019年之前，彩禮一般要達到118萬元到200萬元。近年來，莆田市政府多次發布“抵制高價彩禮”的倡議，莆田市東海鎮政府還曾號召聘金不超過18萬。

“適當的彩禮是社會風俗，是為人們所接受的，但高價彩禮讓本該作為民俗的彩禮慢慢變味，偏離了彩禮的初衷。”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李明舜認為，高價彩禮抹殺了彩禮固有的對女方認可和尊重的核心內涵，使之成為買賣婚姻中的身價禮。

李明舜說，高價彩禮歪曲了彩禮的本質，改變了彩禮重儀式、重規矩、重承諾的本意。實際上把彩禮變成了法律所禁止的借婚姻索取財物，扭曲了婚姻的目的，婚姻本來是男女雙方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一種結合，而高價彩禮使他們之間的婚姻變成了一筆買賣。

復雜的成因

高價彩禮背后，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原因。

靳小怡表示，高彩禮的成因復雜，人口轉型、傳統習俗與現代化等因素相互交織。首先，人口性別結構失衡是直接原因。1980年后長期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帶來3000～5000萬的過剩男性人口，隨著這些年份出生的過剩男性人口逐步進入婚姻市場，男性婚姻擠壓的累積效應日益凸顯，被稱之為“新娘要價”的彩禮水漲船高。

她說，由于普遍存在女性“自西向東、從農村到城市”的婚姻遷移，男性婚姻擠壓高度集中在以中西部為主的欠發達農村地區，這些地區正是高彩禮問題的聚集地。

其次，以父系、父權、從夫居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父系家族制度及其相應的嫁娶婚姻模式是彩禮存續的根源性原因。父系家族制度及嫁娶婚姻模式決定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從屬地位，這一現象在相對落后的中西部農村更為突出，構成了“男孩偏好”“養兒才能防老”和“天價彩禮”盛行的共同誘因，社會習俗在家庭社區層面進一步助推彩禮攀升。

再次，市場化加重消費主義與攀比心理，婚姻被過度物化，高彩禮與“有面子”劃上等號，這一現象在以“熟人社會”為特征的農村社區更為嚴重。

最后，城鎮化、現代化重塑農村代際關系，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改變了傳統農村的大家庭居住模式，結婚時即與男方父母分家成為主流，婚房成為很多地區成婚的先決條件，加上物價房價上漲因素，進一步推動彩禮的上漲與貨幣化。

事實上，不少地方形成所謂的“行情”。在一些人的觀念里，彩禮高代表嫁得好，誰的彩禮高，誰就嫁得好。人們在談彩禮時往往會參照當地“行情”，同時也會相互攀比。

在甘滿堂看來，一些地方存在高價彩禮，一方面有“男多女少的原因”，另一方也因為普遍存在攀比心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種攀比心理“比較厲害”，“高彩禮表示有面子”。“當然，如果家長明事理的話，也能看到高價彩禮會加重對方的負擔，導致婚姻的不幸福。”他說。

除攀比心理嚴重外，一些地方還存在“條件越差彩禮越高、家庭越困難彩禮越高”的現象。對此，甘滿堂介紹了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家里有兒子的話，也希望嫁女兒時能拿一筆高額彩禮，然后解決兒子的婚事。他說，內地和沿海都有這種現象，一些農村地區會比較突出。

他說，相對來說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比較開明一點，內地農村就存在不考慮對方家庭的經濟實力亂要彩禮的現象，“這樣的話，肯定會導致很多人結婚困難”。“從一些新聞也可以看到，因為彩禮的問題沒有談妥，本來說要結婚的，但最后就‘吹了’。”

河北省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樊雅麗認為，受傳統婚俗觀念影響，婚喪嫁娶大操大辦、人情消費、過度消費很多，年輕人把婚姻感情變成了物質交換，給年輕人和家長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精神負擔，導致現在大量年輕人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前述在北京工作青年，就有這樣的困惑。在他的老家，結婚需要備齊房子和車子，還有數額并不低的彩禮，加上婚后要還房貸，有了孩子還得花更多錢。年近30歲的他，感覺壓力很大。

不過，對于“零彩禮”的倡議，甘滿堂認為，彩禮作為傳統婚俗的一部分，推行完全的“零彩禮”不符合傳統婚俗，其可行性仍有待考慮。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遏制高價彩禮時，不能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適度的彩禮是必要的。

在他看來，彩禮數額“不超過一個家庭一整年的收入”是比較合適的范圍。

如何破局?

事實上，高價彩禮的話題多次引起社會關注，面對高價彩禮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出手。

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指出“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這已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點名“高價彩禮”。

提出“零彩禮”建議的全國人大代表石炳啟所在的河間市，2018年，全市所有村莊都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專門制定了本村的婚喪嫁娶的村規民約，如針對紅白喜事的辦事待客范圍、就餐桌數、飯菜標準等做出指導性規范。

2020年5月，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要開展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低俗婚鬧、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建立健全長效機制，助力脫貧攻堅，推進社會風氣好轉，河北省河間市等15個單位，被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實驗時間為3年。

根據河間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發布的信息，2021年4月至今年1月，全市共辦理新婚登記4726對，其中“零彩禮”“低彩禮”占比88%，每樁婚事花費比從前平均減少7萬元—15萬元。

今年2月，寧夏涇源縣制定出臺《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明確彩禮最高金額不超過6萬元，并倡導女婿贍養岳父母，并對人情禮金等金額做出了限定。

《意見》提到，要抵制高價彩禮，倡導婚事新辦。杜絕講排場、擺闊氣、互相攀比的婚嫁陋習，實行彩禮限高，彩禮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并逐年下降，酒席不超過10桌。

《意見》指出，堅持婚事新辦，倡導取消見面錢、水禮錢、掛鎖錢、改口費等加重經濟負擔的陳規陋習，減少首飾等貴重物品花銷。鼓勵舉辦集體婚禮、旅游結婚等儀式簡樸、氛圍溫馨、富有紀念意義的婚禮。同時限制高額人情禮金，人情禮金不得高于200元。

此外，《意見》還規定，對違反上述《意見》的黨員干部、公職人員，縣紀委監委將依規依紀給予處理，各鄉(鎮)對違反本實施意見的行政村(社區)干部進行問責處理。對違反此辦法的農戶，婦聯將降低其婦女創業貸款申請額度或不予批準等。

為整治高價彩禮，江西多地在2022年開展移風易俗專項整治行動。

其中，萍鄉市民政局等六部門印發通知，要求因地制宜開展高價彩禮整治，讓彩禮回歸于“禮”的本質，提倡“零彩禮”，建議彩禮不超過3萬元。

在江西廣昌縣，2022年9月，曾為“零彩禮”的10對新人舉辦移風易俗集體婚禮，這場婚禮在線直播。當地媒體報道，一位參加婚禮的新娘表示，“這么熱鬧又有儀式感的婚禮，是多少彩禮都換不來的。”

3月2日，江西贛州大余縣一則關于農村婚嫁彩禮舉報公告引關注。舉報范圍是，農村婚嫁彩禮超過人民幣8萬元，婚車超過6輛，婚宴超過15桌，每桌超過800元。大余縣民政局工作人員稱，發布公告是想倡導移風易俗，反對高價彩禮，主要針對農村地區，減輕農民負擔。標準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超過太多就是高價。

靳小怡表示，彩禮作為傳統婚俗的一部分，是中國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環節，在嫁娶婚姻制度下傳統上是男方對女方家庭表達謝意與尊重的禮儀，推行完全的“零彩禮”有可能扼殺傳統文化。

“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從彩禮婚宴數額的規定入手，短期內可以治標，但從長期來看難以治本，需要與鄉村振興戰略、婦女權益保護與發展等工作相結合，進行常態化的綜合治理。”靳小怡說。

那么，如何從根本上破解“高價彩禮”難題?靳小怡認為，在短期內，加大對高彩禮問題嚴重地區的治理力度，實行動態監督與獎懲機制;在長期內，應以不損害父輩與婚姻雙方權益為前提，以根據自身條件“量力而行”和“自由自愿”為原則，把彩禮金額和結婚程序的決策權“還政于民”。

靳小怡說，高彩禮治理的關鍵在于結合當地文化與經濟發展水平，“因地制宜”，精準施策，不搞“一刀切”、“一窩蜂”。

劉建生認為，從根本上破解“高價彩禮”的問題，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進行移風易俗;另一方面，必須加快推動鄉村振興，不斷縮小城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