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時，長期從事律師工作的朱征夫就曾多次在全國“兩會”期間提交關于“建立前科消滅制度”的提案。2023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新當選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朱征夫告訴紅星新聞，經過修改完善后，今年他將會繼續向大會建議，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朱征夫介紹，我國前科制度除《刑法》第100條規定：依法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在入伍、就業的時候，應當如實向有關單位報告自己曾受過刑事處罰，不得隱瞞。除此前科報告制度以外，《法官法》《檢察官法》《公務員法》《教師法》等四十多部法律還規定有前科規范，國務院《導游人員管理條例》《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以及數以百計的規章和其他地方規范性法律文件，甚至還包括例如網約車和外賣行業的“負面清單”“準入門檻”等諸多行業內部規范均有相關規定。

與此同時，前科人員的親屬也在報考崗位時受到諸多限制。《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征兵政治審查工作規定》《民用航空背景調查規定》等法規均規定近親屬為前科人員則無法通過政審。

“這些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涵蓋了除農林牧漁行業以外的幾乎所有職業類別，其中許多規定不分罪行輕重、不管犯罪是故意還是過失，只要有前科就施加各種資格、權利、機會的限制或剝奪，致使許多前科人員因工作權利被剝奪而面臨嚴重生存困難。”朱征夫說。

為此，朱征夫建議，修改《刑法》第100條的前科報告制度，設立與目前刑法輕罪和過失犯罪懲處相配套的前科消滅制度;從法律上消除對前科人員親屬的歧視性待遇;參照建立行政處罰記錄消滅制度。

觀點：

勞動權是憲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

現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勞動權、平等權

對于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的法律理由，朱征夫也進行了充分的闡釋。

他認為，現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勞動權、平等權。

勞動權是我國憲法保障的一項公民基本權利，《憲法》第42條明確規定了國家有義務創造勞動就業條件，促進就業。《憲法》第33條規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朱征夫表示，前科報告制度規定前科人員在就業時必須向單位如實報告自己曾受到刑事處罰。各單位也相應制定內部條例禁止有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入職。前科人員找工作頻繁受阻，連申請外賣騎手和流水線工人的崗位很多時候都會遭到拒絕。目前適用的職業終身禁止的前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會使前科人員的勞動權受限，成為其回歸社會的主要阻礙。各行業對于前科人員再就業的過度限制和法律法規的擴張適用也違反了憲法規定的公民勞動權。

為何現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平等權?朱征夫解釋說，在當今網絡信息時代，前科人員往往會受到來自社會的不平等待遇。某些前科人員在入住賓館時會被警察無故查房，進入廣場或車站等集會場所時，也可能會受到警察的盤問，即使在沒有法律限制的行業工作時，大多數時候可能會因為公司內部“背景調查”而遭到排擠和歧視。

朱征夫介紹，據有關數據，僅僅醉駕每年全國就有30多萬人被判刑。每個人背后都有一個家庭，30多萬個家庭就牽連100多萬人遭受歧視待遇，這還僅僅是一個罪名的數據。這種廣泛株連家人的做法，嚴重違反了責任自負原則和憲法規定的公民平等權。

建議：

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

更利于保護公民權利，解放社會生產力

關于建立輕罪前科消滅制度，朱征夫介紹，我國《監獄法》第三條規定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第七十條規定監獄根據罪犯的個人情況，合理組織勞動，使其“學會生產技能，并為釋放后就業創造條件”。如果對前科人員的就業設置諸多限制，導致其就業困難，必然使我國獄政制度教育改造的目的難以實現。

朱征夫認為，建立前科消滅制度更有利于保護公民權利，解放社會生產力。

他表示，隨著危險駕駛罪等輕罪范圍的擴張，現行前科制度影響的個體和家庭的數量猛增，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和對生產力的限制也愈加嚴重。因此，應當建立前科消滅制度，對輕罪和過失犯罪的前科人員，經過一定期限和法定程序，注銷其犯罪記錄，使其恢復正常法律地位。

朱征夫建議，首先，應當綜合考慮罪名、刑期、服刑表現等因素，對于以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為代表的三年法定刑以下輕罪、五年法定刑以下過失犯罪、并有改過自新表現的人員，在刑滿釋放后五年內未實施新的犯罪的，注銷其犯罪記錄，使之更好回歸社會。建立前科消滅制度可參考外國立法例，比如日本刑法規定：“監禁以上刑之執行完畢或被免除執行者，逾10年未被處罰金以上刑時，刑之宣告失去效力。”

其次，應同時建立起完善的前科查詢制度，限制查詢主體，保障前科人員的勞動權。

同時，對現有涉及前科人員親屬的歧視性規定進行全面清理，逐步廢除對前科人員家屬的就業限制和其他資格限制。

最后，有些行政處罰記錄侵害當事人及其近親屬的勞動權和平等權，根據舉重明輕原則，也應建立相應的行政處罰記錄消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