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封面新聞記者從家屬方獲悉，安徽“試管嬰兒被放錯胚胎”事件已初步達成和解。事件引發廣泛關注后，不少網友表示疑惑：試管嬰兒手術流程是如何規定和操作的，為何會出現此類錯誤?醫院出現此類錯誤，賠償之外是否還會在其他方面被追責?醫院為何“找不到孩子的親生父母”?

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系教授王岳、叢亞麗接受封面新聞采訪，針對事件中的倫理和法律問題進行了解讀，呼吁增加立法拓寬醫療事故罪范圍，避免此類事情再次發生。

試管嬰兒相關法規尚不完善

醫院操作嚴重違反規范和倫理要求

王岳介紹，目前相關的流程規范細則比較少，且內容寬泛。但在試管嬰兒胚胎移植過程中，一般有一套操作流程。比如，醫用器材要求是單人單管單器皿;取卵、精液優化處理、胚胎培養、胚胎冷凍和解凍等全流程，必須雙人共同核對、共同簽字;信息核對時，采取人工雙核對，或者芯片標簽掃碼核對，以保障信息唯一性、準確性。

“2011年我國正處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應用發展的初期，確實存在管理制度混亂、違規開展此類技術實踐的情況，流程和監管都沒有太規范。”王岳介紹，長期一段時間，此類醫療實踐相關法規僅有2003年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2013年、2019年，國家原衛生部和現在的國家衛健委，先后補充出臺了相關規定，防范輔助生殖技術應用的風險。目前，國家衛健委已經啟動了《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草案)》的修訂，相關法規正在完善。一審判決書顯示，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涉案事件中，診療過程、護理過程均存在過錯，出現了胚胎凍存標簽重復、胚胎解凍登記信息不全、未體現核對過程等問題。

“現在不清楚陳冬、王蕾(均為化名)接受的胚胎是怎么移植的。如果確實使用了他人的胚胎，那醫院沒有及時如實告知胚胎培養不良，也未征得當事人同意就使用其他胚胎，就嚴重違反了相關標準要求以及當事人知情同意的倫理原則。”

追查胚胎去向存在倫理爭議

醫院除賠償外還應受處罰

本次事件中，當事人提出追查自己的胚胎去向及孩子的生物學父母，被醫院告知查不到。

叢亞麗認為，“查不到”的說法可能存在兩種原因，一種是確實當初管理混亂，10多年之后的今天醫院確實沒辦法追查這兩方面信息;另一種原因，可能是涉及倫理困境。

“比如正常的胚胎捐贈活動中，會遵照雙盲原則，捐贈方不知道胚胎移植給誰了，受贈方不知道是誰捐贈的。”叢亞麗介紹，陳冬、王蕾這種特殊情況，即便醫院知道孩子生物學父母是誰，是不是應該讓胚胎提供者和受體雙方當事人知道，是不是該告訴孩子，還是學界討論的倫理問題，各個國家的規定也不相同。

叢亞麗表示，陳冬、王蕾個人無法追查胚胎去向及孩子生物學父母，需要通過向法院起訴去追查。

醫院曾對陳冬解釋稱，把所有的儲存罐都檢查了，沒有陳冬的胚胎，覺得陳冬的胚胎培養得不好(就沒有用)。

王岳認為該解釋不合理，醫護人員應該遵循“有利于患者原則”和“知情同意原則”，及時將情況告知當事人，而不是十年后出現意外情況才告知。

王岳表示，醫院沒有按照規范保存胚胎、無法提供有效溯源的病歷記錄、不能證明胚胎準確性，除了依法對當事人進行賠償，還應接受行政處罰。依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應給予涉事醫院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處罰，并給予相關責任人行政處分。

當事人與醫院初步達成和解

專家呼吁增加立法，拓寬醫療事故罪范圍

王岳認為，“試管嬰兒被放錯胚胎”事件以及之前的“錯換人生28年案”，因為醫院一方的疏忽造成了嚴重后果，他呼吁立法機關通過這些特殊案例增加相應的新罪名，更好的震懾過錯方，避免出現此類過錯。

“現有的醫療事故罪，只針對醫務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情況。錯換人生28年事件和這次的事件，都不能構成這一罪名。”王岳認為，此類嚴重醫療過錯沒有造成患者死亡或致殘，但是對家庭的損傷同樣巨大，應該有法可依地去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這樣一來公安機關可以進行細節的追查。

王岳和叢亞麗均表示，本次事件中的孩子與陳冬、王蕾都沒有生物學上的血緣關系，但在法律上是被視為夫妻雙方的婚生子女，同等享有婚生子女的一切合法權益，包括陳冬、王蕾作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的撫養、教育和保護義務。

21日，王蕾表示事件被報道后醫院約見了陳冬，已初步達成協議，兩人對孩子的感情不會改變。

“孩子被教育得非常好，只不過我們最初是想要自己的孩子，不是通過別人捐贈胚胎的方式，突然發現被醫院搞錯了，陳冬可能一時接受不了。”王蕾表示，兩人會一如既往對待孩子，陳冬早早給孩子買了房子，事到如今也沒打算收回這個房子。

21日下午，記者多次撥打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及安徽省衛健委電話，電話無人接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