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在號稱“史上最強春節檔”收官中，一個短語——“絕望的文盲”，成為了小熱梗。

起因是某春節檔電影主演在路演中接受采訪，被問到對作品和角色有什么感悟時，一問三不知，被網友戲稱為“絕望的文盲”。

老實說，記者的提問并不難，無非是“你最喜歡哪本書，有什么收獲?”“角色最難捕捉的點是什么?”“你最想對飾演的角色說什么?”之類的常規性問題，但這位男主演卻語焉不詳甚至不知所措，令人大跌眼鏡。

吐槽歸吐槽，演員“文盲”這個事兒，還真不只是個笑話。

沒文化，真可怕

其實，此種語境中的“文盲”，并不是要搞什么學歷歧視。我們都知道，術業有專攻，學歷水平和業務能力并不一定直接掛鉤。

大家口中的“文盲演員”，往往是指那些文化儲備不高、腦袋空空，劇本讀不明白、角色無法理解的演員們。

畢竟，讓演員聊聊角色，聊聊表演，想聽到的，無非是他們對作品、角色最最基本的理解和感受。可惜如今，這也能成為不少演員被“公開處刑”的現場。

在平時的宣傳中，我們沒少聽到明星說自己拍戲有多辛苦、為角色犧牲了多少之類的話，但讓他們正正經經地談談感悟時，他們的語言常常又貧瘠得讓人尷尬。

平日里有些喜歡以正經“演員”身份自居的明星，在采訪中連“演員”的定義都答不上來。驚詫之余，支支吾吾，最后憋出來一句：“演員是什么?嗯……是我自己啊，哈哈，是什么。”

譬如，有女主演花幾個月拍完了一整部年代大戲，竟然還分不清故事的發生背景是在建黨初期還是在解放初期。

描述自己的角色時，有些主演只會把“傲嬌”“霸道”“虐心”幾個詞翻來覆去地重復說，說著說著，說不下去了：“哎呀，我也不知道”。

如果說個別年輕演員還明顯散發著“清澈的愚蠢”，一些“老油條”演員，已經學會“凹術語”了。乍一聽，他們聊起表演藝術頭頭是道，把人哄得一愣一愣的。

可是聽來聽去，左不過就那么幾個詞——信念感、體驗派、真聽真看真感受，華麗繁復的理論之下，是掩蓋不住的空洞與匱乏。

再看看這些“文盲”演員的實踐成果——面癱臉、AI演技、五官亂飛、臺詞不清......一個賽一個地滑稽離譜。

對表演、角色、作品毫無理解的演員，能演好戲嗎?

被罵“文盲”，冤枉嗎?

表演感悟，反映出的不僅僅是演員的文化功底，更是他們的用心程度。

事實上，演藝圈里文化水平低的好演員并不少，比如我們所熟知的趙麗蓉老師，并不認識多少漢字，但不妨礙她的小品放到今天，也依舊是當之無愧的經典。

她的表演，有一種天然的魔力，讓人只要想起，嘴角就會不自覺地上揚。其實，她打動人心的秘訣很簡單，就是極致的真誠。對待藝術，趙麗蓉有著十足的敬業精神，搭檔鞏漢林曾說，趙麗蓉“很認真，從不將就”。

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里，需要她親手寫毛筆字。為了能練好字，她買了100張宣紙，每天練到深更半夜，才寫出了令人嘆服的書法。她的春晚絕唱英文歌《我心永恒》，其實是她對著播音機，聽了無數遍原唱，才順利唱出來的。

還有王寶強這樣，出身農村，讀書不多，最初連劇本都看不懂，得隨身攜帶字典查字。其他人看劇本兩個小時，他可能要花上一天去看懂。

但這并不妨礙他用心理解劇本，理解人物本身。他理解了《士兵突擊》里許三多是怎樣的“心重，較真又自卑”;他懂得樹先生，這個正常人眼里的傻子，其實比大多數人看得更遠。

他從饑一頓飽一頓的群演逆襲成為影帝，演技被寫進教科書，靠的正是對電影、對觀眾的尊重。誰會去嘲諷他“學歷低”呢?這反而成了他榮耀的背景音。

如今，“文盲”演員們備受嘲諷，根源不過是觀眾看不到他們對表演的敬畏和用心。劇本都沒有讀明白、要演的人物都沒想明白，就把一部作品演完了。

正如編劇譚梅梅所說，“任何角色的言談舉止和行為作風，都有相應的動機支撐，是在生活中能遇見的人。要把每個人物放入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里生長，賦予每個人不同的眉眼，讓他們獲得自己的生命。如果演員都沒把角色的背景、性格和由來分析清楚，‘流水線作業’肯定無法令觀眾信服”。

所以，當你用“過家家”式的演技敷衍，就別怪有人嘲笑你油膩;當你連戲劇的邏輯都懶得思考，甘心當導演的提線木偶，就別怪人們把你當笑話。

當然，這些“文盲”演員能如此肆無忌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有人“慣”著。如今，不少明星的演技，似乎越來越像“薛定諤的演技”——只有粉絲在拼命夸，普通觀眾卻怎么也看不到。

每逢新劇開播，無論偶像的表情多么面癱、臺詞多么含混不清，粉絲都能用“破碎感”“炸裂”“爆發力”“感染力”等浮夸詞匯將自家偶像的名字送上熱搜。久而久之，演員不需要再費力提升演技，只需要考慮怎么上熱搜，讓自己“仿佛有演技”就夠了。

怕就怕，文夸百回，話說千遍，連自己都信了。“文盲”不可怕，“活在資本和粉絲的幻夢里，對人性和生活沒有任何感悟，甘愿當人偶之人，才真真沒有希望。”

表演啊，還是得走心

表演作為藝術的一種，和世間所有的事情一樣，需要付出才有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甚至有時十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獲。

《演員的自我修養》，重點在于“修養”，而非“自我”。這修養不僅涉及外在的術法，也關乎內在的心法——了解自己的水平，尊重自己的職業，始終帶著對表演的敬畏心。

沒有哪個影視人物角色的塑造是不需要經過思考的，人物的特性、人物的動機、社會環境的洞察，如何動用自己的社會經驗去詮釋一個立體的人物，這些都需要設計和思考。

陳曉旭，為了爭取87版《紅樓夢》的林黛玉，主動寫了幾頁紙的人物理解，還附上了自己寫的小詩，一并寄給公開選角的導演。時隔多年，她再談起林黛玉時，仍能把林黛玉去世前的心理狀態娓娓道來。

前不久，某記者發文回憶起自己十幾年前采訪演員陳建斌的經歷。陳建斌說起自己最想演的人物是李白，傳說李白的故鄉在碎葉城，位于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境內。

“你說，李白喝醉了，倒在一個小酒館里，午夜夢回，一燈如豆，周圍一片漆黑，李白那個時候是什么心情吶，他想不想家啊?他當時一定很惆悵，一定很悲傷。”

不難看出，好演員在聊表演時，不會賣弄什么概念，不會顯擺什么人設，更不會強調自己多“努力”，他們在解釋“人”——人的個性，人的邏輯，人的質感。

正因為他們真正理解了劇本中的人物，才有可能用演技將人性逐漸豐滿，讓一個虛擬的戲劇角色，既有血又有肉。

甚至，這種理解能延伸到電影以外。2000年，在《花樣年華》的多倫多媒體見面會上，記者問了張曼玉一個有些刁難意味的問題：“為什么王家衛要在影片結尾插入一段戴高樂訪問柬埔寨的報道，他是想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嗎?”

張曼玉的回答顯然超出她角色本身，卻又如此準確地“解釋”了整部電影的意味：

“他是想擴展那個世界。因為這部影片一直像個顯微鏡，觀察著世界上的這兩點塵埃，在顯微鏡下，這兩個人可以很重要，但是在歷史上卻無足輕重。到了影片的結尾，他拉遠鏡頭，告訴我們世界很大，還有其他事情發生，他們之間發生的事很小，很個人，就像是鏡頭的拉近和拉遠。”

令人絕望的，不是“文盲”，而是“心盲”。希望有越來越多的演員，在表演時也能問出這樣的問題：

“你說，李白他會不會想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