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韋爾希寧在接受俄羅斯紅星電視臺采訪時表示，俄羅斯準備與烏克蘭接觸，在“不應有任何先決條件”并“根據(jù)現(xiàn)狀”的情況下開始對話。

在俄烏沖突持續(xù)一周年之際，韋爾希寧的言論被國際社會視為一種積極信號。但也有聲音指出，他的說法并不新鮮。2022年11月，烏克蘭總統(tǒng)澤連斯基提出“俄羅斯撤軍并賠償損失”的談判先決條件后，俄羅斯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長亞歷山大·格魯什科就曾說，談判需要“無先決條件”和“基于現(xiàn)實”。

“這一次，你可以理解為(和以往不同)。”2月11日晚，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干事科爾圖諾夫說。過去數(shù)月，這位被西方媒體視為“克里姆林宮智囊”的莫斯科政策界人士曾多次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雖然沖突各方經(jīng)常做出愿意談判的表態(tài)，但其實都希望在戰(zhàn)場上爭取更大的優(yōu)勢，“只有精疲力竭，雙方才會坐下來尋求政治解決途徑”。

如今，科爾圖諾夫認為，政治解決途徑依然遙遠，但俄烏雙方開始對話接觸的可能性確實有所上升。一個細節(jié)是，2023年1月，俄羅斯外交部司長阿列克謝·波利丘克接受采訪時，還在強調俄烏之間的談判必須“沒有西方調解人存在”。但在2月11日的表態(tài)中，韋爾希寧坦言，決定能否與俄羅斯會談的不是烏克蘭，而是西方主要國家，并暗示“如果拜登先生及其幕僚足夠謹慎和明智的話”，雙方或能開始對話。

“任何敵對行動最終都會以談判告終。” 韋爾希寧說。

2022年2月24日俄軍對烏發(fā)起“特別軍事行動”前，雙方已就頓巴斯問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談判。沖突升級后，雙方于3月3日到7日在白俄羅斯進行初步對話。一系列線下和在線接觸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于3月10日在土耳其安卡拉會面。同月29日，雙方代表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再次會晤，討論俄軍撤回2月24日前控制線、烏克蘭永久中立、國際安全保障、雙邊元首會晤等一系列關鍵議程。分析人士后來認為，這是一年來的沖突中，雙方離暫時停火最近的時刻。

然而，2022年4月后，涉及殺害平民的“布查事件”和馬里烏波爾慘烈的圍城戰(zhàn)，及其背后反映出的雙方強烈的“以戰(zhàn)爭取勝”的意愿，最終導致伊斯坦布爾會晤未能繼續(xù)。但科爾圖諾夫強調，雙方仍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觸。

在沖突相關問題上，雙方在土耳其進行了多輪有關交換戰(zhàn)俘的談判。在非官方渠道，俄烏政策界人士一直就和平談判的“技術性問題”保持交流。“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將對‘小問題’的討論逐漸擴展到對‘大問題’的討論。”

2月11日的采訪中，科爾圖諾夫說，目前仍然不能判斷未來幾個月內是否一定有官方談判發(fā)生，但各方應抓住難得的契機，推動俄烏雙方先建立起更穩(wěn)固的溝通渠道。“這包括在沒有停火、繼續(xù)沖突的背景下保持交流。只有這樣，當雙方想就任何問題達成一致的時候，我們能有達成一致的渠道。”

截至2月11日，俄軍仍在努力完成對烏克蘭頓涅茨克州東北重鎮(zhèn)巴赫穆特的合圍，并在頓涅茨克州南線組織新攻勢。1月中旬，俄軍占領距巴赫穆特僅18公里的小鎮(zhèn)索萊達爾后，激戰(zhàn)近一月，仍未切斷巴赫穆特守軍的對外通道。烏方統(tǒng)計稱，巴赫穆特前線雙方在2月10日到11日間進行了至少39次交戰(zhàn)。西方情報機構認為，俄軍推進速度低于預期。

此外，俄羅斯空軍和海軍2月10日到11日對烏克蘭南部各主要城市基礎設施進行了空襲及無人機、無人艇攻擊。其中，俄軍無人艇首次參戰(zhàn)，破壞了敖德薩州的一座公路鐵路橋。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對澤連斯基近日訪問歐洲、推動西方援助先進戰(zhàn)斗機的回應。雙方在前線的動向，都沒有轉入和談的跡象。

從討論“小問題”到討論“大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2月11日，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韋爾希寧表示，俄羅斯準備好與烏克蘭進行“沒有先決條件”的談判。這被各方視為一個積極信號。但在過去一段時間，類似的聲明出現(xiàn)過很多次，正如你此前接受采訪時曾總結的，當時雙方并非真有談判的意愿。那么這一次，韋爾希寧的聲明是否有所不同?是否展現(xiàn)了更多的誠意?

科爾圖諾夫：是的，我認為可以這么理解。韋爾希寧強調的是，目前我們的對話不要預設任何條件，首先要確保雙方通過政治途徑保持接觸，開始交談。這包括在沒有停火、繼續(xù)沖突的背景下保持交流，包括公開的和非公開的政治接觸。只有這樣，當雙方想就任何問題達成一致的時候，我們能有達成一致的渠道。

這不是俄方第一次表達出接觸的意愿。今年1月，在東正教圣誕節(jié)前夕，普京總統(tǒng)提出了圣誕停火的建議，并通過暫時停火觀察烏克蘭方面的反應，沒有得到積極反饋。但與此同時，俄烏雙方也就一些“小問題”實現(xiàn)了持續(xù)接觸，比如我們經(jīng)常有關于交換戰(zhàn)俘的談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將對“小問題”的討論逐漸擴展到對“大問題”的討論。

我認為，現(xiàn)在俄方的想法是先開始某種談判。最終的政治解決方案還很遙遠，但我們可以先就一些具體的停火、人道問題展開對話，而非追求立刻全面解決危機。

中國新聞周刊：除了交換戰(zhàn)俘等與武裝沖突相關的談判，“特別軍事行動”開始之后，俄烏之間是否還有其他領域的對話接觸?這些接觸能推動兩國政府間的對話嗎?

科爾圖諾夫：俄烏政策界沒有完全中斷聯(lián)系，我和基輔的同行仍有一些交流。我認為他們中不乏理性、客觀的人，包括一些前高級官員。

在政策界的非官方對話中，我們討論的也是“小問題”，主要是技術性問題。比如，如果我們能達成和平協(xié)議，誰來監(jiān)督、如何監(jiān)督協(xié)議的履行，如何處理這一過程中產生的爭議，等等。總有很多技術性問題可以討論。

我不好說這些烏克蘭政策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能影響決策者，或者他們和澤連斯基當局關系如何，以及這些討論背后是否反映了一些烏克蘭政府的立場，但堅持這種對話接觸本身就是重要的，我們一直在做我們能做的事。

中國新聞周刊：過去一年，我們一直看到有俄方官員表達對話接觸的意愿，但我們也經(jīng)常聽到與此相反的激進聲音，它們同樣來自俄羅斯政治人物。我想未來一段時間，這種狀況仍將繼續(xù)。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強硬的言論?這些言論會成為俄烏接觸的障礙嗎?

科爾圖諾夫：俄羅斯是有一些這樣的政治人物，但他們的言論并不總是代表克里姆林宮的立場，也并不意味著俄羅斯政策界對“特別軍事行動”及其目標的共識性結論。有些人相信這能為他們博取政治資本，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我會對這些言論持保留態(tài)度。

雙方無法很快回到“伊斯坦布爾時刻”

中國新聞周刊：你剛才強調了“無條件”開始談判，但韋爾希寧也提到談判“要考慮俄方的目標”，那么在未來的談判中，哪些條件對俄方來說其實是不可接受的?

科爾圖諾夫：關于“俄方的目標”，如果我們遵循克里姆林宮對此的解釋，其定義是模棱兩可的。一開始提到的目標包括對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中立化，也包括保衛(wèi)頓巴斯的人民不受侵害。現(xiàn)在我們不能準確地說“特別軍事行動”的目標一定是什么。

但可以確定的是，有些條件對俄方來說是非常難接受的。比如涉及已經(jīng)被“并入”俄羅斯聯(lián)邦的四個地區(qū)。這已經(jīng)被寫入俄羅斯憲法，政府很難后退一步。同樣清楚的是關于“吞并克里米亞”的問題。

對于這些難題，我推測唯一可能可行的談判結果是：現(xiàn)在由俄羅斯控制的一些地區(qū)將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即這些地區(qū)繼續(xù)由俄羅斯控制，烏克蘭政府則繼續(xù)主張主權，但雙方同意不再使用軍事手段解決這個問題。

這種協(xié)議并非是不可能的。去年3月，俄羅斯和烏克蘭外長曾在伊斯坦布爾談論過這個話題。當時的一種方案是：通過公投解決爭議地區(qū)的歸屬問題，該公投會由雙方一起在未來15年內完成。本質上，這是將地區(qū)的未來交給下一代人而非這一代相互仇恨的人去決定。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2022年3月雙方在伊斯坦布爾的會晤，這是過去一年雙方最接近停火談判的機會。你會建議雙方先回到“伊斯坦布爾時刻”嗎?

科爾圖諾夫：很難說這些方案是否還可以被討論。雙方現(xiàn)在都采取了強硬得多的立場，回到這些條件會比去年3月時困難的多。烏克蘭方面提到了越來越多的“沖突前”問題，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甚至是蘇聯(lián)解體之初的邊界劃分。俄烏之間，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目前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話說回來，現(xiàn)在最基本的目標是先接觸、再停火，然后再去討論雙方可能接受或拒絕的政治解決方案。我們看不到其他選擇，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非常漸進的方式去結束沖突。

或許我們無法很快回到“伊斯坦布爾時刻”，但可以先共同討論如何管控局勢，避免進一步升級;然后就限制沖突的暴力程度達成更多的共識，逐步過渡到更復雜、更有意義的問題上。

“澤連斯基或許不能公開表現(xiàn)出讓步”

中國新聞周刊：接下來是關于烏克蘭方面談判立場的問題。哪些條件是澤連斯基政府絕對不能接受的?在去年3月的對話接觸中，美國政府曾試圖影響烏方的談判進程，如今美國政府是否會更希望談判不發(fā)生，推動烏克蘭在戰(zhàn)場上取得更大的“勝利”?

科爾圖諾夫：眾所周知的是，澤連斯基政府之前提出過和平談判的條件：不會有任何領土上的讓步，要追究戰(zhàn)爭罪行，獲得多邊安全保障，并加入歐盟和北約，等等。其中諸多條件，不是俄羅斯單方面可以承諾的。

我們并不知道澤連斯基近期是否會做出更靈活的表態(tài)。考慮到烏克蘭國內政治的現(xiàn)狀，他或許不能公開表現(xiàn)出讓步。所以我們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知道在這些條件中，哪些是可以協(xié)商的，哪些是不可調整的。

我一直和美國政界人士及專家接觸。從我和他們的對話中判斷，我認為美國政府對烏克蘭問題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連貫性。他們只是秉承一些基本的原則：首先，烏克蘭不能失敗，烏克蘭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和俄羅斯處于對立關系的國家存在。

其次，如你提到的，他們想要“更大的勝利”，想要“擊敗普京”，但其具體意義并不明確。這取決于美方認為可以通過這場沖突削弱俄羅斯的實力到何種程度。

最后，他們希望在歐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其目的是在未來防止同類沖突重演。

從根本上說，這些原則并不完全拒絕對話接觸。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國內也有關于其國家戰(zhàn)略和對俄政策的討論。從現(xiàn)在開始，未來幾個月內，我們將更好地了解美國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在他們看來俄方終止這一切所需要承擔的成本。

中國新聞周刊：歐洲國家及世界其他主要國家會比美國更愿意看到和平談判開始嗎?他們的態(tài)度能否推動美國同意對話接觸?

科爾圖諾夫：這就是正在發(fā)生的情況，特別是一些新興國家正在參與這個進程。我們看到巴西總統(tǒng)盧拉在會見拜登時主動提到希望和中國、印度等一起參與俄烏沖突的調停工作。如果主要發(fā)展中國家能就當前的局勢達成共識性的立場，各方不能不加以重視。

當然，在所有“調解聯(lián)盟”的構想之上，眾所周知的是，這些國家之間還存在許多合作的鴻溝。共同調停俄烏沖突，能否成為亞非拉各國跨越鴻溝的契機，還有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