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延遲退休又成為網絡熱議的話題，什么時候實施、如何實施都備受關注。延遲退休年齡改革影響深遠，直接牽涉到每一個勞動者及勞動者家庭切身利益，也在多方面影響著各類企業及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改革的出發點來說，延遲退休年齡是應對人口快速老齡化、人均預期壽命增長、勞動力結構變化的重大決策，希望在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贍養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人口資本利用率等方面發揮作用，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不過，像任何其他社會政策一樣，其本身具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調整是一個力求正面效應最大同時盡量降低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的過程。在這個調整過程中，公平和效率是綜合考量與平衡的兩個準繩，也可以為網友綜合看待延遲退休年齡改革提供一個恰當的坐標系。

隨著人口老齡化不斷加深和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延遲退休應當說已是大勢所趨。放眼全球，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和新加坡在內的許多國家都相繼采取了延遲退休政策，緩解了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獲得了較好的綜合效應。而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的規定始于1951年政務院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70多年來，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都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現行政策無法與目前社會經濟形勢很好地適應。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了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退休年齡的要求。

應該說，延遲退休年齡改革是一項超出養老壓力考量的全局性政策調整。延遲退休年齡的主要原因是我國已進入老齡化時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老齡化影響，生產力、生產方式、產業結構和社會生活等都因此發生變化，有必要對退休年齡進行相應調整。筆者認為，本著綜合考量和平衡公平與效率的大方向，在政策調整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延遲退休年齡改革需要充分平衡其對勞動就業的正負影響。延遲退休年齡不只是能夠有效地利用年長者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也在一定范圍內可能會擠占年輕人的就業空間。但是也要看到，勞動力市場并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關系，需要延遲退休年齡的人所從事的工作不一定是年輕人能夠頂替的，年輕人更愿意從事的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工作也不是大齡勞動者占據的崗位。延遲退休有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適應勞動力結構變化，緩解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問題，尤其是彌補某些技能型和專業型崗位缺口。盡管如此，為了將其對勞動就業市場可能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需要遵循小步調整原則，采用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改革，以使得每年增加的老年勞動力規模不會太大，盡量降低對年輕人就業產生沖擊。

第二，政策調整需要同步考慮緩解大齡勞動者面臨的就業難問題。這需要建立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一方面，推進用人單位在一定范圍內放開就業年齡限制，消除不合理的年齡歧視，提高對雇主的約束，增加隨意辭退大齡職工的違法成本，營造年齡友好的就業環境;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勞動就業支持政策，開發更多適合大齡人員就業的崗位，對于工作技能無法滿足勞動市場需求的群體提供相應的培訓和幫扶，對靈活就業群體提供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并繼續完善失業保險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及工傷保險制度。

第三，政策調整需要具有一定的彈性空間。具體來說，視實際情況，個人可以有自主選擇提前退休的空間。根據社會發展狀況，可針對不同的行業類型、工作性質設置不同的退休年齡。比如醫生、教師、體力勞動者、有毒有害等特殊行業從業人員的退休年齡本來就不應該一樣。而除了職業特點之外，不同勞動者存在身體狀況、家庭需求和個人意愿等方面的個體差異，由此產生的訴求各不相同，有的人希望多工作，有的人希望早退休。因此延遲退休政策的彈性就體現在退休時間和退休待遇兩個方面，允許勞動者在一定范圍內根據自身情況做出靈活的退休選擇，配套相應的養老保障，并實現“長繳多得”。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延遲退休政策也都具有一定的靈活度，在一些國家，滿足繳納養老金年齡條件的勞動人口可以選擇適當提前退休，這一經驗也值得我國借鑒。

總之，延遲退休年齡改革是社會民生重大決策，因此宜采取漸進式改革，用較小的幅度逐步實施到位，節奏總體平緩，給予人們足夠的適應和調整時間，從而實現改革的穩步推進和延遲退休目標的順利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