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新聞消息，“我來自農村，社保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是不愿意繳納的!”3月25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立法大討論，一位來自美團的90后外賣小哥道出自己的想法。

這場開在普陀區萬有引力新業態新就業群體黨群服務中心的立法大討論全場滿席，討論的議題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協商協調機制建設”。其中，就什么事項進行協商協調是討論的一大焦點。

“我關心的是‘訂單分配’問題。”來自圓通的一位快遞小哥說，因派單區域不同，每個小哥被分配的送貨點不一樣，所以每一單的送達難易程度不同，“我希望送貨訂單分配難易程度能夠均衡一下，因為這決定著騎手的收入。”

“快遞員的權益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在社保繳納上。”市人大代表劉華新認為，目前不少新就業人群沒有納入社會保障，使得基本權益受到影響，“對超大型城市來說，保障新就業勞動者的社保，就是保基本。”

不過，快遞小哥們似乎對“社保”并沒那么在意。

坐在窗口的一位美團外賣小哥站起來接過話筒：“我了解到，如果繳社保，每個月我個人要出700元，這700元相當于我要送100個訂單。這700元我寄回老家，給我女兒買點玩具不好嗎?而且我在老家已經繳了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繳社保的意義就是，等我老了會有保障，但是我不一定會在上海待多少年，而社保能退嗎?退不了!當然，如果平臺能百分百承擔社保，那我也是愿意的。”小哥笑道。

坐在他邊上的另一位外賣小哥，也持同樣的想法：“如果打算長期待在上海，我是愿意繳的，但只是在上海住幾年的話，不會繳。我也有新農合，最終是要回家鄉的。”

這時，來自圓通快遞的一位小哥站起來說：“為啥很多人不愿繳納?一來，我們快遞行業的小哥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在老家都有新農合;二來，我們也沒法滿足社保繳納數額的上限，按照規定社保要繳滿15年，我們很難達到，而且快遞行業中50多歲的小哥占比也不少。”

人群中有一位律師說，現在社保只要繳納滿12個月，就可以移交。不過，快遞小哥們對這個“信息”并沒有接茬。

一位穿藍色制服的中年人接過話筒：“我是‘餓了么’代理商，下面有幾百個騎手，我和騎手們也聊過，85%以上都不愿意繳社保。”

79名參與者中幾乎涵蓋了新就業群體各個利益方，他們中有美團、餓了么、申通、中通、韻達、京東、極兔等快遞小哥，有家政代表、網約車司機，也有餓了么、美團等平臺公司代表，有行業協會代表，也有工會組織，還有全國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區、鎮人大代表等。

關于“社保”的討論氣氛很熱烈?；顒又鞒秩?、市人大社會委委員胡曉麗問起小哥們的收入情況，美團外賣小哥答道，一個月基本能跑8000元到1萬元，但上海租房成本比較高，房租加上水電煤至少要2000元。“我上有老、小有小，700元這筆支出更愿意用在當下。”

“如果報酬能夠大幅度提升的話，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來自極兔的一位快遞小哥認為，報酬應該是大家協商的重點，“如果快遞行業針對每單的單價有一個合理的價格，小哥們的收入有更加合理保障的話，那么很多問題都能解決，包括社保繳還是不繳，他們對這筆錢不是很在意了，因為收入提高了。”

當主持人胡曉麗問，大家能理解快遞小哥的想法嗎?市人大代表盧羿坦言：“我能夠理解，因為700元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與正規就業者相比，靈活就業人員收入不高、工作不穩定、職業發展性不強，各種壓力和現實考慮迫使他們更傾向于“活在當下”。這是傳統社保受冷遇的重要原因。

討論現場也坐著平臺企業一方。市人大代表、拉扎斯網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餓了么)總裁方永新說：“我們的騎手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這個年齡剛剛成立家庭，如果平臺能為他們繳納一部分社保，且可以移走，還是有一部分騎手愿意繳納，我們也要鼓勵更多人愿意多花一點錢來提升自己的保障。”

市人大代表、陸雷來自行業協會這一方，對小哥的發聲，他頗有感觸：“有一種冷是媽媽覺得你冷，有一些我們自己認為你們需要的東西，但你們可能感受不深，今天就特別好，我們聽到了你們真實的聲音，聽到了你們真實的需要。”

針對新就業勞動者的權益到底該如何保障?面對這種不愿繳的發聲，該如何完善我們的社保體系?一位來自高校的代表提出，對新就業勞動者來說，全民化的社保體系和傳統社保方式，對他們已經沒有吸引力了。靈活就業擁有很強的自主性，工作時間、工作內容變化太多，無法有統一標準，要提高他們的參保積極性，就要研究這個群體的具體特點，根據不同就業群體實行差異化，區分不同的保險類型、待遇方式等。

有代表建議，適當降低靈活就業者的個人繳納基數或比例，并為他們設置專門的參保制度。

立法大討論現場

社保該不該繳納，怎么繳納?在市人大代表朱雪芹看來，目前平臺企業內部普遍缺乏協商協調機制，應該多聽聽新就業群體的聲音，讓一線勞動者的“看法”參與平臺決策。

記者了解到，這次立法大討論的意見征求稿，就來自朱雪芹今年兩會領銜提交的一份議案。“提出議案的初衷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發展，通過建立健全協商協調機制，讓各方‘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