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中國人口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這一變化會帶來哪些嚴重的沖擊和挑戰?

包括什么變革與機遇?

區域經濟與人口學學者、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毛大慶在與李翔的對話直播中稱，在2035年到2040年，老齡人口達到4億逼近5億。

這是一個要引起全社會重視的大課題，但針對人口問題的對應落地政策往往會滯后于事情的發生，所以社會各界要共同努力促進相關公共政策的完善。

2000年到2010年，中國借助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成為了世界GDP第二大國，但卻錯過了修復人口的窗口期;2010年的僅僅兩年之后，從2012年就出現了勞動力人口的正式衰減，經濟增長放緩，GDP再未回歸二位數。

中國眼下面臨的是新舊動能轉換的大考驗。

據毛大慶解讀，1998年總和生育率已經跌破1.8，警報已經拉響，當時中國正在推進房地產市場化，也在擁抱WTO的機遇期，隨后緊接著土地全面市場化，政策的重點不在人口結構上。

回看生育率變化數據，2004年和2005年處于生育率正常化尾聲，彼時如果采用刺激生育的政策，會產生積極的拉動效應。

各種研究總結來看，目前為止，幾乎所有人口衰退后采取政策干預的效果都普遍顯得非常無力，“補充性作用是有的，反轉性作用幾乎沒有看見過。”

毛大慶認為要想提高生育率，當前的重點首先是對育齡人口的減負，包括社會成本的減負和家庭成本的減負。以及在經濟刺激政策中應該包括對婚育家庭和人口的直接補貼。

另外，也要積極面對和解決一些技術性措施的合法化，比如徹底還生育權利給女性，國家應該立法支持各種各樣輔助生育的辦法，甚至開放包括代孕在內的輔助生育的手段，讓女性敢于生、愿意生，生起來沒有負擔壓力。

也要解決撫育壓力，比如給與幫助帶孩子的老人一些經濟上的補助等等。

這些手段要多管齊下。推動生育的工作已經刻不容緩。

人口變局不僅帶來壓力和挑戰，也同樣蘊藏機遇：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老齡市場，現在已經有不少創業者在研究適配老齡化需求的人工智能解決方案，這里應用場景空前，蘊藏著很大機遇。

近期，國家發布的從老齡服務業轉向銀發經濟的指導意見，非常及時。

應該全面鼓勵圍繞銀發服務的科技創新。

本文內容節選自奇聞事件app『答案之書』系列直播第二期。

01，中國GDP成為世界第二，靠的是人口和土地紅利

李翔：

2023年對于很多人包括公司、創業者，包括我們大家都是修復疤痕的一年，您說過，“即使沒有疫情困難也都會出現”，疫情之外，我們肯定面對著很多長期的挑戰，這些長期挑戰包括什么，包括人口的變化嗎?

毛大慶：

這是其中一個。即使沒有這三年的波動困難也是存在的。我記得在2014年、2015年國家在剛推動“雙創”的時候有一個特別著名的口號叫做“新舊動能轉換”，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知半解或者對這個轉換的緊迫性不一定那么清楚。“新舊動能轉換”：舊動能正在退出或者不再能夠發揮出動力作用，新動能是不是準備好了?這是今天很多問題的核心。

為什么我說沒有那三年問題也會存在，甚至也很嚴重?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我們發展曾經依賴的舊動能原來是什么樣的?這就要說到舊動能是怎么產生的。

改革開放至今一共經歷了45年(1978-2023)，我們這一代是從1980年代一路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很清楚看到這45年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1980年-1995年左右，我通常把它描述為國家深化體制改革，退出了大量計劃體制下捆綁社會創造力的政策。1994年、1995年標志性事件就是票證徹底告別社會。到了1998年，住房從福利分房變成了商品化的房地產，最大一宗國家分配的產品也變為市場化運營。所以我認為，1980年到1996年，我們實現了市場經濟的制度準備和各項改革的初步完成，這才有了1998年后市場化的蓬勃興起。

這里面有三個重要的因素，一是1998年房改;二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始引入大量外資興業辦廠，中國以市場換技術，我們擁抱了全球化的時代。這才有了南方和沿海各種制造業的繁榮，成為了世界工廠，大量年輕勞動力從鄉村涌進城市學習就業，提高收入。第三是2004年我們徹底實施土地招拍掛，土地進入市場化，地方財政殷實。所以從2004年到2010年僅僅六年的時間，GDP的增長是飛速的，從世界第七到了2010年就成了世界GDP第二大的國家。

中國從1980年到90年代中期，用了十幾年來改革，從1998年到2010年及之后，大力進行開放，“改革開放”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快速完成的。

改革開放的完成依靠兩個條件，第一是高速城市化，第二是年輕的人口。1980年城市化率是13.7%，到2000年城市化率是33.6%;1980年是9.38億人口平均年齡20.7歲，到了2000年是11億人口左右平均年齡是31歲;二十年城市化率增長了二成多，人口平均年齡長了十歲。我們這二十年是從年輕的、極低城市化率、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逐漸走向以一產加二產為主體的市場化經濟社會，擁抱全球化。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靠土地紅利和人口紅利這兩件事，加上加入全球化的洪流，達到世界GDP排行第二的經濟地位。

02，土地和人口失去推力，但新動能沒準備好

毛大慶：過去的舊動能是兩個發動機。一個是土地，土地是生產要素，是“面粉”，它是房地產生產鏈條里重要的生產資料，而這個生產資料急速的價格膨脹帶來了大量資金流向社會，影響了57個直接行業的快速成長，也間接影響了接近100個行業利潤率的增長。另一個就是人口，它是舊動能的主要燃料。45年前，中國是平均年齡20.7歲的10億人口規模的國家，45年后的今天，中國平均年齡接近40歲，城市化率達到了65%。也就是說曾經依靠年輕勞動力，靠簡單的來料加工、低附加值生產就出口全世界的世界工廠，現在基本已經不復存在了。城市化過程中，中國通過鋼筋混凝土賣地刺激經濟增長，這個發動機還有點用處，但成為一個單一的支柱恐怕也很困難。

接下來的問題是新動能是什么?新動能要具備什么樣的因素?新動能具備的因素是真正的硬碰硬的高質量發展。我們說從高杠桿發展走向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每一個發展的局部單位都要有它真實的價值創造，這就沒辦法再靠一個類似于土地這樣的“面粉”(生產資料)來實現了。每一樣東西都必須有真實的價值創造，這個難度可比在房地產時代大太多了。第二個問題，我們不再依賴于勞動密集型做事了，我們真得靠智力，包括人工智能、數字化產業的增長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這兩個問題使得今天的經濟增長面臨了很大的挑戰。

我們的舊動能已經不太靈，新動能還沒有準備好創造真實社會價值。當新動能沒有準備好價值創造的時候，去擴大就業崗位，去給員工高福利高工資，是不現實的。今天面臨的問題是逐漸累積起來的。人不會不老，城市化率也已經65%了，房子也蓋得夠多了。我們原先測算，隨著房地產逐漸失去推動力和人口老化，可能到2027年、2028年也會出現今天的局面。實際情形顯然更嚴峻了，這些問題可能都是今天我們必須得直面的。

03，未來十年，中國會增加三億多老年人口

李翔：土地、地產的問題，今天很多人已經有切身感受，因為大家能看到數據，也看到身邊發生的事情。但像人口結構的這種變化，它帶來的沖擊和挑戰到底有多嚴重?

毛大慶：我們從數字看會看得很清楚：從現在往后十幾年左右的時間，我們會再增加數億的老齡化人口。從2022年開始，我們會就開始承接1962年到1975年嬰兒潮轉變成的老齡化。1962年到1975年出生了將近3.7億人，從2022年到2035年就會轉化出3億多的60歲以上的人口。到了2040年，這些人中的大部分會變成70多歲的老人，再加上包括2022年以前的老齡人口，大概在2035年到2040年，逐漸會有接近4億多到5億的老齡人口。

更直觀一點的是4、5億老年人帶來的社會影響。退休職工的增長，可能導致退休金、社會養老給財政帶來的壓力增加。另外，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壓力也會增加，隨著老齡人口和高齡老齡人口增長，我們的醫院、醫療護理和殯葬等行業的壓力會凸顯。另外僅靠養老院肯定承接不過來這么多需求，社區養老、居家養老這些服務需求的壓力也會增加;會帶來社區養老體系的建立，包括入戶家庭病床的建立等等巨大需求。這還會輻射到社會各種各樣的公共事業的變化，比如各個公共場所的適老化設施的改造，以及包括一些消費類產品趨老化的特征等等。

李翔：你剛才講了可能2035年到2040年，我們同時要面對新增4億多到5億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從你的觀察來講，現在整個社會，包括個人家庭，對這樣的情況有準備嗎?

毛大慶：國家這幾年越來越重視老齡化議題。有大量的社會組織，包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老齡產業協會、智庫機構在圍繞各個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議，每年“兩會”也都是最密集發布提案的時期，包括醫療產業的改革，包括護理產業的改革、長護險的建立，以及我們說到像安寧療護、生前預囑的立法等等，這些都在變成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的話題，也在影響著公共政策的建立。隨著呼聲越來越強烈，相信政府的動作也會越來越大。

但是凡是這種問題，政策落地往往都會滯后于事情的發生。所以，這里面肯定會帶來很多社會矛盾，得有這種思想準備。比如殯葬事業，肯定會有一個階段殯葬壓力非常大，我們也算過，大概本世紀40年代初之后，就要進入到年死亡人口超過2000萬的狀態，現在我們是不到1000萬或者1000萬出點頭。到一年死亡人口2000-2300萬的時候，社會殯葬壓力是很大的，傳統的殯葬方法會遇到壓力，可能會出現五花八門的遺體處理的新理念。

04，刺激生育的最晚節點是2005年左右，窗口期已經錯過了

李翔：我其實挺好奇的，包括您講的整個社會老齡化的這種趨勢，它是長期發生且非常確定的事情。如果不做任何干預，或者做了不當干預，老齡化問題一定會發生。這個過程之中沒有預警嗎?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老齡化的問題嗎?

毛大慶：這就是公共政策制定和社會發展階段的矛盾。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有幾個時間點很有意思。實際上，1998年我們的組合生育率已經跌破1.8，單從這一角度來看，1998年已經出現了警報。但1998年的時候房地產剛剛市場化，我們還在擁抱國際化，GDP沖高峰還沒開始，怎么會有人關注1.8這種問題呢?到了2004年，出生率就更低了，那會兒只有1.6-1.7，疲態已經顯現，但那時候的重心也不在人口問題上。實際上是到了2007年、2008年以后才陸陸續續退出計劃生育政策，鼓勵單獨二孩等，才剛剛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全面積極鼓勵生育也就是這兩三年的事情，相對于2008年，又過去了十幾年。

你問我為什么這個問題早就發生了，卻沒有早做準備。回過頭來看，那個歷史時期經濟要沖高，沒有周全地安排人口持續增長，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看肯定有缺失，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發展的時間空間實在太緊迫，發展過程非常不從容。

今天我們畫一個拋物線來看，什么時候推出人口刺激計劃可能會比較有作用呢?馬后炮地說，就在2004年、2005年，不能再晚了。如果那時候出臺了今天這種刺激政策，總和生育率的快速下滑有可能真是能被很好地制止的，拋物線就不會快速往下落，甚至可能能會平滑、慢慢地往下降。但我們錯過了那個時間點，錯過了十幾年之后，再做這件事就不容易了。

這里面很多因素，包括育齡婦女年齡的變化，育齡婦女數量的變化，還有適婚女性意識和生活觀念的變化，以及十幾年后，城市生活成本的變化。這些都不可同日而語。換句話說，如果馬后炮回到2004年、2005年，很多因素都好解決得多。

05，進入老齡化是世界普遍現象，應考慮對婚育人口進行直接貨幣補貼

李翔：我們的情況也不是孤例，它還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經濟發展，人均GDP的提升、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等因素，本身就會帶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

毛大慶：中國絕對不是個案，是在走很多國家早已走過的過程。日本、韓國、歐洲的發達國家也是一樣。但進入老齡化的一些因素是不同的。比如進入的老齡化階段時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這些數據，是要比較的。

此外，我們的老齡化人口基數是幾億，全世界這些進入老齡化的國家基本數量級都才幾千萬。可以以億為計算單位的老齡化國家只有日本。但日本和我們不太具有可比性，因為它在進入老齡化時代的時候有兩點和我們不一樣。一是他們的人均GDP已經過了3萬美元，已經很高了，二是社會財富的儲備結構比我們要均衡得多。它的新舊動能轉換的問題不如我們突出。日本在九十年代面臨老齡化問題，當年它的“先進制造業”對GDP貢獻占比遠遠大過我們現在。當時日本房地產也遭受了很大的重創，但是它的制造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穩定經濟的作用。

李翔：有沒有哪個國家是曾經比較好地解決過人口結構變化的這個問題，包括老齡化和生育率低的問題?

毛大慶：目前沒有，幾乎可以看到進入這個時間段再拿出政策都非常無力。補充性作用的是有的，但反轉性作用幾乎沒有看到過。

李翔：從您的角度來說改善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什么?有什么規律?

毛大慶：減負。社會成本的減負，家庭成本的減負。這里面包括已經老生常談的話題了，比如兒童教育、看護的這些成本，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使得很多人對于生孩子對家庭生活質量的影響非常焦慮。這是物理性的問題。

還有一些技術性問題。我以前寫過文章，要徹底地還生育權利給女性，包括各種各樣的輔助生育的辦法，國家都應該給予立法支持。包括我們現在還認為是禁區的輔助生育，都應該向女性開放，讓她們敢于生、愿意生，生起來沒有負擔和壓力，這些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大膽的改革。比如在法治框架下全面放開代孕，讓女性生孩子沒有那么多顧慮，釋放她們的時間，讓她們還能保持體態，美美的等等，可能會激發一些人撫育后代的意愿。

當然，還有生了孩子以后的撫養問題，比如老人幫助帶孩子，給予老人一些經濟上的補助……這些手段得多管齊下。但是這么龐大的人口，要把這個牛頭拉回來，我覺得真的很艱難。采用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刺激經濟時，應當考慮對婚育人口的直接貨幣補貼。

06，教育行業被沖擊，適老科技空間巨大

李翔：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會對很多行業造成沖擊，包括哪些行業?

毛大慶：首先教育行業受到的沖擊就很大，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地區開始關閉幼兒園，關閉一些基礎教育機構，這個問題顯然會到來的，可能再過幾年一些大學招生都會碰到問題，這個我相信也很自然。當然勞動力不足，制造業等等需要勞動密集型人口的行業也會出現用工難的困局，這個影響面還是挺大的。

李翔：隨著人口結構變化，未來大學的招生都會成問題的話，今天的教育還需要這么卷嗎?

毛大慶：我覺得教育有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我們教育學科的改革和整個教育體系的配置要時不我待地進行改良。我們要知道一個問題，人口變化會帶來一系列行業出現結構性的變化。如果我們不改良教育體系，四年后，這4000萬的學生，投放到市場，他的專業跟社會需求就會發生很大的錯配，導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或者行業不對口，但凡錯過幾年就會再多錯過幾千萬的學生。所以，一方面教育在卷，一方面教育出來的學生又不能滿足社會需要，這是今天非常大的問題。

李翔：我們卷的方向和社會經濟的實際需求不太一致，就出現這種錯配的問題。

毛大慶：對，是這個問題。

李翔：剛才您也講，人口變化除了帶來挑戰之外也會帶來一些機遇，哪些行業是存在機會的?

毛大慶：當出現一個龐大的老齡化場景時，其實有很多行業已經在研究適應老齡化的人工智能解決方案了。比如智能化的社會生產制造場景。在醫療領域，最近用人工智能解決醫療問題的課題和創業項目也越來越豐富，生成式AI可以大幅度解決互聯網“老年數字難民”的困難等，這些都是自然而然會出現的。

另一方面是智能看護智能護理，特別是適老化、智能化的設施。包括現在連一些殯葬行業都開始跟數字人研發團隊進行結合。還有互聯網處理各種各樣的遺囑解決方案問題，數字處理各種人的遺產問題。那天我見到一個創始人，做了很多年的數字人，他們最近就在跟安寧療護和殯葬產業合作。有些場景很有意思。相信在純老齡化產業的維度上，會出現很多的新得科技手段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次在CES展上就出現了一批適老化的生成式AI產品和XR產品。我們在疫情時說出現了很多互聯網難民，一些老人不太熟悉用智能化手機，尤其是用軟件APP解決問題。這次生成式AI就大幅度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想這些需求會給很多創新者們提供大的市場和大的空間去研究創新。所以我說，中國為世界貢獻了最大的一個老齡化落地應用場景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