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好生育、養育和贍養，三項個稅專項附加扣除新標準來了。8月3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提高個人所得稅有關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通知》明確，自2023年1月1日起，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各1000元。

事實上，這是國家層面為進一步減輕生育、養育和贍養負擔，又一項給予“真金白銀”的舉措。自2013年實施“單獨兩孩”生育政策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不少用人單位開始陸續推進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在2021年，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也開始施行。作為鼓勵政策中最為直接和頻繁的舉措，“發錢”是不是鼓勵生育的最好方式?鼓勵生育的關鍵和難點又是什么?

專項附加扣除提標準

具體來看，《通知》提出，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由每個嬰幼兒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由每個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其中獨生子女按照每月3000元的標準定額扣除，非獨生子女與兄弟姐妹分攤每月3000元的扣除額度，每人分攤的額度不能超過每月1500元。

財政部稅政司、稅務總局所得稅司相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進一步減輕生育、養育和贍養負擔的呼吁較多。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3項專項附加扣除與‘一老一小’直接相關，提高相關專項附加扣除標準，有利于進一步減輕家庭撫養贍養負擔，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能力”。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自2013年實施“單獨兩孩”生育政策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不少用人單位開始陸續推進一系列支持生育的政策。2021年，《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公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生育支持措施開始施行。

今年以來，山東、廣東、浙江、河南、云南等地陸續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發放生育津貼和育兒補貼，加強住房保障支持等。

從目前補貼來看，三孩補助最高的是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區。據其發布的《按政策生育三孩發放育兒高新區補貼實施方案》，對于2023年以后在東湖高新區內生育的三孩給予每年1萬元的現金補助，直至小孩滿6周歲為止。這意味著，滿足相關條件，在武漢市東湖高新區生三孩是可以最高補助6萬的。

此外，一些城市還對多孩家庭購房進行補貼，并疊加住房傾斜政策。比如，在河南鄭州市對“二孩”家庭購房補貼2萬元、“三孩”家庭補貼3萬元;云南昆明對“二孩”“三孩”家庭買新建商品住房的，最高補貼3萬元。北京對未成年子女數量較多的家庭申請公共租賃住房的，可以納入優先配租范圍;長沙對生育兩個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戶籍家庭，增加1套購房指標。

政企舉措接續不斷

除了各級政府，不少企業也加入到鼓勵生育的隊伍中來。

8月31日，“去哪兒”宣布，自9月1日起，為員工設立生育補貼福利——“駝二代成長禮金”。具體來看，所有司齡滿三年及以上的正式員工，在2023年9月1日及之后新生育的子女，每個孩子在1周歲至5周歲的生日時，均可獲得一份1萬元人民幣的成長禮金。

此前，在6月30日，攜程集團剛宣布推出針對全球員工的生育補貼政策——“程二代程長禮金”，即自2023年7月1日起，入職滿三年的全球員工，不論性別，每新生育一個孩子，將獲得每年1萬元的現金補貼，發放至孩子滿5周歲后終止。經初步測算，攜程計劃未來投入10億元生育補貼，用于激勵員工生育。

公開信息顯示，2021年12月30日，互聯網企業快手發布內部信宣布調整員工福利，新增生育獎金，分別為1000元、2000元和3000元三個等級。

2022年1月，農牧業上市公司大北農宣布，將在企業內部獎勵生育，員工生育第一孩獲獎3萬元、第二孩獲獎6萬元、第三孩獲獎9萬元。以此計算，一個“三孩”家庭可以從公司獲得18萬元的獎勵。在產假方面，第一胎在國家標準上加1個月、第二胎加3個月、第三胎加12個月。

另據公開報道，綠城集團、僑銀股份、遠東控股、雀巢大中華區等企業，也明確宣布鼓勵生育政策，相關舉措集中在對生育員工進行現金補貼和延長產假等方面。

對此，海豚社創始人、電商戰略分析師李成東表示，企業們紛紛在鼓勵生育上出力，既是響應國家政策，也表現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在加強。但這也和企業本身的盈利能力掛鉤，需要有能擔負起這部分支出的財務空間。

低生育率成因多元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低于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出現了自1962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1950年以來，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萬，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從2017年到2022年已連續下跌六年。

人口負增長背后反映的是低生育率。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曾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當下的中國，面臨的是生育主導型負增長，相較死亡主導型負增長，當前人口形勢更復雜，解決難度也更大。

而長期低生育率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且嚴重的。IPG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告訴北京商報記者，“低生育率會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形態和運行方式的影響，包括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可持續性壓力增加、經濟增長放緩，乃至部分地區社會整體性衰敗等問題”。

宋健認為，育齡人群中，受個體主義盛行的時代觀念和就業、買房等外在壓力的影響，年輕一代的生育主體——“90后”和“00后”的生育意愿是最低的，比起快要退出生育歷程的“70”后和生育觀相對積極的“80”后，這會給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帶來更大影響。

還有人口專家直接指出，要“二孩”“三孩”“有得補”，就要讓青年人愿意適齡生育“一孩”，提高人們生育“一孩”的幸福感。

直接發錢效率最高

“現在年輕人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生育成本高，其實是綜合負擔高，不止是資金上的負擔，還有生育養育對原本自由生活的影響，并且他們對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更淡漠了。所以‘一孩’問題很難，但如果‘一孩’意愿提升，整體情況也會得到更大的改善。”李成東說。

提升“一孩”乃至“二孩”“三孩”意愿并非是短時間的功夫，不少專家認為需要更長期的、更綜合的舉措，包括改善生育環境、減輕經濟壓力、提供更好的醫療和教育服務、在社會氛圍中培養更強的家庭意識等。

但從當前大多數的鼓勵生育政策看，和更完善的福利相比，資金補助即直接發錢仍是最主要的舉措。對此，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商學院數字經濟與金融創新研究中心聯席主任、研究員盤和林表示，很多發達國家鼓勵生育往往不只是發錢，還發福利，但是建立一套社會化撫養系統的成本非常高，效率非常低。所以，相對于社會化撫養方案，直接發錢的優勢在于效率。

“有人強調通過完善社會福利來鼓勵生育，比如免費醫療、免費就學、免費生產，這些措施的確是從根本上解決了孩子撫養的后顧之憂，但缺乏更強的激勵作用，如果要人口增長，就不能僅僅是降低成本，而是要喚起生育的主動性。直接發錢就是成本最低、最直接的生育激勵方式，后續也能將這筆獎勵轉化為生育收入。”盤和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