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為了謀生，張楓遠的祖輩們用雙腳走向山海關外，如今這段家族歷史已被磨滅得不剩痕跡，連他的母親也說不清是哪一代人，帶領全家走向了遠方。她更愿意談起兒子的新一代“闖關東”壯舉，“還是挺有勇氣的，那么小就敢自己出去了”。

但在張楓遠看來，背井離鄉去高考其實是個艱難的決定。他也像祖輩一樣，為未知的前路擔憂，在收拾行李時掉過眼淚。他不愿回憶第一次去到那個東北小縣城時的心情，只覺得“實在太小了，還沒有濟南的一個區大”，到處都是陌生的。

在縣城的表舅家度過的第一晚，張楓遠第一次失眠了。從那時起，他的心里只剩一個念頭，“好好學習，熬到高考，才能回家”。

“兒子，你能上一本了!”

高考分數線公布時，19歲的張楓遠已經從黑龍江的縣城，回到了山東濟南的家中。他離開了整整兩年，剛回來一周，還不習慣家中充斥著的消毒液味道。

“2023年黑龍江省理科本科一批錄取分數線為408分，本科二批錄取分數線為287分”，看到網頁上的數字，他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像經歷了一場漫長的潛泳，終于掙脫水壓，回到岸上。

分數線低到有些超出想象，就連班主任也在微信群中提醒，“今年分數線低，大家報志愿時，不能光看分數，要更注重排名”，張楓遠的成績超過一本線八十多分，省內排名約在18000位。他認為分數不算理想，“本以為能沖500分”，這讓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那一天，他沒有回復任何微信消息，也沒心情翻看報考信息，只是呆坐在電腦前，開了一局又一局游戲。

但父母已經很滿意，不停在身后念叨著：“兒子，你能上一本了!”語調里是藏不住的喜悅。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出去吃飯慶祝，父親喝得滿面通紅，還破天荒地為他倒了一杯酒。

“考上一本”，是父母對張楓遠的唯一期冀，只有高中學歷的父母認為“能上一本，就是好大學”，這也是他們將兒子送往黑龍江讀書的原因——逃離“地獄式”競爭的山東高考，到相對壓力更小，分數線更低的地方謀條出路。

從濟南坐高鐵前往北京或哈爾濱，再換乘一趟高鐵，才能來到張楓遠就讀的縣城，無論哪條路線，全程都約需9個小時，在地圖上，這條求學之路貫穿了公雞的咽喉。

沿渤海灣一路向北，兩座相距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城市之間，高考人數和分數線都有著斷崖式的差距。據官方統計，2023年山東省夏季高考參加人數約為66.8萬人，而黑龍江省僅有19.1萬人，在今年，山東和黑龍江的高考總分都是750分，雖然用的試卷不同，但錄取分數線的顯著差別，依然能反映一些現實。比如，今年山東考生想要念本科，需要450分左右，而在黑龍江，理科只需287分，文科只需341分。

而即便是在使用相同試卷的幾個省份中，黑龍江的錄取分數線依舊是最低的。低于山西、云南、吉林、安徽等。

更殘酷的對比是，綜合多個教育網站數據，2023年山東省本科錄取率約為34%～37%，黑龍江省的本科錄取率則達到了56%～60%。

和張楓遠一樣，為了傳說中的“超低分數線”涌向黑龍江的高中生不在少數。分數焦慮，使得“高考大省”的學生，不得不向外尋求突圍機會。

張楓遠記得，他所在的班級有46位學生，其中就有3人來自山東，1人來自河南，而這只是一個小縣城高中的縮影。就連考研名師張雪峰，也曾在直播中開玩笑般說起，他的戶口還在黑龍江，“萬一女兒學習不好，要為她留條路”。

四年前，剛剛結束中考的趙帥，就是為了“突圍”，被家長“甩”到了大慶。趙帥今年19歲，出生在河北衡水，從他記事起，父親就不斷用分數線“誘惑”他，“你要是考到了衡中，我就給你買臺電腦”，“你要是考到了衡中，我就帶你去泰國旅行……”

可最終，成績一直在班級前5名的趙帥中考失誤，沒能達到衡水中學的分數線。父親打聽到，如果依舊想進，需要交50萬元“中介費”。正在猶豫關口，經朋友“指點”，他轉頭花十幾萬在大慶買了一間房子，將趙帥的戶口遷了過去，把他塞進了當地高中。

被通知要去一座遙遠、陌生的城市獨自度過高中三年時，趙帥大腦一片空白。他還沒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家里已經為他收拾好了行李。

父親只重復著一句話：“黑龍江人少、分低，你到那里，肯定能上個好大學。”

如今已經27歲的孟靜，來到黑龍江的時間還要更早些。十年前，她在山東菏澤讀完高一，正在各個暑期補習班里穿梭時，父母突然通知她，馬上轉學去黑龍江的一座縣城。在那里，她需要借宿在姥姥家，讀完剩下的高中課程，并參加高考。

那時黑龍江省的文科高考一本線在五百多分徘徊，比山東的分數線低了不少。父母還聽親戚說起，那座縣城高中的教育質量很好，每年都有人考上清華、北大，學習成績只是中等的孟靜，到了那邊會更突出，還能進入重點班，會被重點培養。

一直將考上南京大學定為“人生目標”的孟靜，很快接受了這條路徑。她清楚留在山東高考需要面臨更大的競爭，“在山東，考到600分大概率也只能上個二本”，她甚至很感激父母為她想到了這條“捷徑”。

只是臨走前，16歲的孟靜還是有些忐忑，她在社交平臺上留下了一句心情感言：“只身奔赴邊疆，前路遙遙未卜。”

“闖關東”式高考

住在山東濟南的張楓遠，到成為黑龍江的“高考移民”，似乎也是某種命運使然。

由于家中祖輩早年間闖關東到黑龍江定居，所以張楓遠母親的戶籍還留在當地，“為了等拆遷一直沒遷走”。這一陰差陽錯的決定讓母親引以為傲，張楓遠還記得，他第一次奔赴黑龍江前，母親露出羞澀的笑容說：“我也還有點用哈。”

幾十年前，為了謀生，祖輩們用雙腳走向山海關外，如今這段家族歷史已被磨滅得不剩痕跡，連張楓遠的母親也說不清是哪一代人，帶領全家走向了遠方。她更愿意談起兒子的新一代“闖關東”壯舉，“還是挺有勇氣的，那么小就敢自己出去了”。

在母親的記憶里，張楓遠“挺聽話的”，得知要去黑龍江讀書，沒有反對意見，自己就收拾好了行李，還叮囑他們，“我不在家，你們要注意身體，不要吵架”。

但在張楓遠看來，背井離鄉去高考其實是個艱難決定，他也像祖輩一樣，為未知的前路擔憂，在收拾行李時掉過眼淚，他不愿回憶第一次去到那座縣城時的心情，只覺得“實在太小了，還沒有濟南的一個區大”，到處都是陌生的，父母怕他不習慣住校，讓他借宿在表舅家，“可我們都沒見過幾次面，突然住到人家那，挺尷尬的”。

在縣城度過的第一晚，張楓遠第一次失眠了，母親有潔癖，家里每天都要用消毒液拖地，可表舅家里的味道不是那樣的。父母會在賓館住上三天，陪他適應環境，可張楓遠知道他們還有工作，很快要走。從那時起，他的心里只剩一個念頭，“好好學習，熬到高考，才能回到家里”。

相比于母親戶籍還留在黑龍江的張楓遠，其他人的“高考移民”之路得付出更高的代價。

比如趙帥，被送到大慶一所封閉式高中后，父親叮囑他：“沒事不要出去玩，為了你來這念書，家里沒少花錢。”

但趙帥剛來這里時的觀感并不好。那時，他的腦海里只剩下“荒涼”二字。

城市外緣和他想象中差不多，一望無際的平原，間或覆蓋著青青綠綠的農作物和黑黃沙土，車窗外偶爾閃過幾座破敗的大型機械。父親的戰友介紹，“那叫磕頭機，是挖石油的，原來家家戶戶都有，現在沒剩幾座了”。

那是這座城市曾經輝煌的見證。

市區倒是比他想象中更明亮繁華。“看上去和衡水沒什么區別”，那時趙帥還沒去過幾座城市，無法衡量這座小城是否獨有特色。很快，市區的模樣也在他腦海中模糊了，他作為一個異鄉人，被動地融入了這里。

而黑龍江也有自己的困境。作為人口出生率全國倒數第一的省份，黑龍江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流失壓力。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21年，黑龍江全省小學在校生減少近38%，招生數減少近47%，學校數減少近79%。

所以，隨著異地高考逐漸有利可圖，背后也隨之延伸出了一整套的人口流動產業鏈條。

在某社交平臺上搜索“黑龍江高考”，可以看到不少中介平臺打出廣告，鼓吹“異地升學，幫助孩子進入教育優惠圈”、“同樣的試卷，考同一所學校，可以占優100分”。

一位自稱為“初高中異地轉學咨詢師”的中介告訴每日人物，只要中考成績過了當地的建檔線，就可以前往大慶或哈爾濱的幾所私立高中就讀，每年學費1萬多元。除此之外，還需要8萬元的手續費，用于“學校辦理戶籍、學籍”。

但是，由于參加黑龍江高考，需要本地三年戶籍、學籍，還需要三年的實際就讀，“所以更好的辦法是初二轉學，在黑龍江參加中考，進入公立重點高中”。

如果錯過了這個時間窗口，就有些惋惜，只能在中考結束后，選擇私立學校了。“但每年這樣過來的學生也有很多，不會出現無法高考的問題。”

在當地，甚至還有機構直接打起了外地學生的主意。

比如，還有一位自稱為“異地升學規劃師”的中介，對每日人物表示，可以送學生到某雙語中學的“山東名師班”，說是專門為山東學生設立的，“招收四十人左右，都是山東過來的，由山東、江蘇的名師授課”。

該中介特意強調，班級管理非常嚴格，“教室里有監控，可以隨時查看學生狀態，從高一開始就要每晚學習到一兩點”，他認為這也是名師班的優勢，“確實很苦，但考上本科完全沒問題，尤其是山東孩子，來這邊肯定能上好大學”。

最后，他報出了一個夸張的數字：“費用算下來，三年大概二十四萬。”

兩地人的資源爭奪戰

但進入異鄉的高中，只是一個開始。要想好好學習，并不是那么容易。

高一剛開學，張楓遠就意識到了本地人的“敵意”。當地只有兩所教育水平較好的初中，同學們大多互相認識，只有他是徹底的生面孔。他刻意隱藏起口音，別人問起，也只說“父母工作調動，所以來黑龍江讀書”，怕被認為是來搶占教育資源的人。

第一次月考，張楓遠排名中等，看著成績單中不上不下的名字，他反而覺得有點安心，“沒跌到低，也不出風頭”。但后來，張楓遠的名次始終沒有大幅提高，那所市重點高中的教育水平不差，年級里的前百名，大多是本地和各鄉鎮初中考來的尖子生，有人刻苦，有人聰明，張楓遠突然意識到，即使從濟南到了縣城，自己的教育優勢也并不突出。

到了高二，張楓遠的物理學習逐漸吃力，學校禁止老師開設補課班，但他知道很多當地學生家長，會托關系讓孩子到老師家里“寫作業”，還有家長會通過送禮，讓孩子得到額外的關照。

他在心里憋了好久，最終還是沒有和父母說這件事，擔心他們幫不上忙會著急，只能自己悶頭苦學。

人際關系，衣食住行……張楓遠逐漸意識到，離開“大人的掌控”，生活中有太多事情需要獨自處理。再加上疫情，他的高中三年總要不時在網課中度過，“親戚吵架，我躲在房間里不敢出聲;不能出門采購的日子，總擔心自己吃得太多;房間里網速不好，也不好提出來……”

那三年，他一次次察覺到，公平的秤桿也在左右搖擺，“可能有人覺得我從山東來黑龍江高考不公平，但我在這里面臨的困難，也比本地學生多很多”。

唯一讓他安心的是，老師們總會時不時提起：“現在分數線一年比一年低，只要你們好好努力，都有大學上，更努力一點，就能考上更好的大學。”每當這時，張楓遠就有了再做一張試卷的動力。

而更早來到黑龍江讀書的孟靜，更明顯地體會過何謂“資源的爭奪”。時隔多年，回憶起高中經歷，她分析：“可能那時外地來的學生不多，老師們對外地的教育水平比較好奇，同學之間的競爭心理也會更嚴重。”

孟靜記得，高二轉學時，班主任將她帶到班級，介紹時特意強調了“這是山東來的同學”。一次上課回答完問題，自以為幽默的數學老師說了句“果然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這讓她一陣莫名其妙，臉紅到了耳朵根。

她猜測，可能是老師想通過這種方式，激起同學們的競爭欲，但結果是她逐漸成為了同學們的排擠對象。

她習慣了在課間捂住耳朵，小聲快速地默讀英語課文。每當這時，同學們總會投來鄙夷的目光，在山東讀初中時，由于學習壓力大，她總是每周洗一次頭，但到了這里，她會因出油的劉海，被同學嫌棄。有次她提起初中時，學校會計算“自習課抬頭率”，每晚有專人在窗外巡視，檢查有多少位學生抬頭放空。同桌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她，問道：“那你怎么不回去?”

她的確卷起了班級里的一些競爭。有些同學會在背后議論：“這些外地學生，為什么要來這里讀書，搞得我排名又下降了。”班級里學習好的同學找她談論完問題，會略帶羨慕地問她：“你們那里的老師，講課是不是都很好啊?”

但不可否認的是，她也因較好的學習成績，得到了更好的教育資源，受到了老師們的優待。“考上名校的學生越多，老師越有成績。”因此，她的座位總是在第一排，也會被老師單獨叫去辦公室講解習題，開學兩個月后，因為成績突出，她被破格送入了重點班。

最讓她感到好笑的是，兼任年級主任的班主任特意問過她，“你們學校有沒有特別的教育方式?”她想了想，說道：“我們每天都要跑圈。”不知是不是這句話起了作用，沒過多久，學校規定所有學生都要在上午的課間集體跑步。冰天雪地的冬季，學生們被要求拿著詩詞冊子，呼著白氣，跑個不停。

整個高中時代，孟靜都在拉扯中度過，她總會忍不住打聽山東同學的考試成績，“全部都是六百多分，大家還在哀嚎，害怕上不了好大學”，她一邊慶幸自己來到了更寬松的環境，一邊又忍不住想，“如果我還留在山東，在更嚴苛的環境下，會不會有更好的成績”。

這場教育資源的爭奪戰，直到高考結束后才停止。雖然沒有考到南京大學，但孟靜以560多分的成績，上了學校的光榮榜，那時沒人再強調她是山東來的學生，她的名字和所有當地考生列在一起，再無分別。

遷徙不停

2023年7月，到了報志愿的時刻，張楓遠將20個志愿都填上了北上廣深的高校，即使知道填報黑龍江省的大學，會更有優勢，他也沒想過再回去。

“其實說不上什么原因。”他并不是想逃離黑龍江，盡管在那座縣城，度過了乏善可陳，只有試卷和網課的三年，但他也在那里，交到了能一直聊個不停的朋友，完成了考上一本的任務。

一次夏天的暴雨，他搭乘朋友父親的車回家，路上隨口提起：“這里真是太臟了，地上都成泥河了。”

朋友父親回道：“是啊，小縣城嘛，就這樣。”

他以為對方是不滿他的話語，沒想到對方緊接著說道：“沒事，等你們都長大了，能去大城市生活就好了。”

窗外暴雨如注，張楓遠突然意識到，那是他在異鄉最治愈的一個瞬間。對方沒有提到“高考、成績、有出息”等詞語，只是告訴他“長大了，就好了”，那一刻，他覺得對方沒有把他當成異鄉人。

在縣城求學的三年，他比同齡人更早地理解了異鄉人的概念，因為疫情反復，他自高二開始，就再沒回過家鄉，對求學地的了解，也只限于寄宿家庭和學校，但他決定放下對這兩個地方的苦樂記憶，到更大的世界走走看看。

只是他在選報志愿時才發現，外省市對黑龍江的招生人數限制嚴格，盡管超過一本線80余分，但很多目標院校在黑龍江只招收4、5名學生，那時他突然發現“原來所謂的低分錄取，也是有代價的”，他還是掙不脫分數競爭的網，“只有高分，更高分，才有選擇權”。

而趙帥的異地求學結果，也不盡如人意。高考那年，他再次失利，只超過了一本線20余分，父親氣不過，責怪他沒有認真學習，他將壓抑了許久的苦悶悉數道出——不適應獨自住校，不習慣封閉式管理，他將全部的休息時間都投入到了游戲當中。每晚有生活老師來檢查，他就將手機塞在白色被套里偷偷打游戲，那三年他的視力極速下降。

和趙帥同寢室的還有另一位山東的學生，兩人偶爾聊天，最頻繁出現的詞匯是“不理解”。“不理解為什么突然被送到這座城市，不理解為什么成績不好時，會被老師責罵丟了家鄉的臉，不理解自己怎么會被關起來，只有周末的下午，可以短暫地在學校里放風……”

回憶起高中三年，趙帥只覺得“恍恍惚惚就過去了”，也沒有值得特別回憶的時刻。他不認為完全是異地求學影響了他的狀態：“如果當初真去了衡水中學，在更高壓的環境里，我都堅持不了三年。”

最終，為了更好就業的專業，趙帥選擇了黑龍江一所二本院校。剛入學時，聽來自家鄉的同學抱怨，自己考了快600分，只能來上個二本，趙帥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滋味，“不知道值不值得”。

高考“闖關東”的時光，也終會在每個人身上留下印痕。

進入社會磨煉了4年，孟靜的工作從江蘇換到廈門，又換回了山東。她逐漸意識到那段異地求學的經歷，在她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要強，好勝，總覺得身邊人有些看不起自己。”

像這樣，一路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遷徙不停，只有在吃到東北菜時，她才會偶爾想起高中的求學生涯。她聽說那座縣城高中的高考成績逐年下降，生源也逐漸減少，很久沒有再出過清華、北大的學生，“其實看分數線也能猜得到，今年的分數線比8年前下降了6、70分”。

回到山東后，孟靜更常想起的是高一時最好的朋友。她們高考分數差不多，區別只是一個在黑龍江，一個在山東。最后，她上了一本，朋友去了大專。

命運在那時出現了分野，她猜想她們是因此走散了。

“后來她專升本，考到了不錯的學校，又考上了山東省的公務員。”孟靜感慨道：“其實十年后，還是前途漫漫未卜，誰知道誰又會走到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