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非要給偶像打榜?”

“他需要我來守護啊!榜單對偶像很重要，排名高，商單就會多，他的事業發展也會更好。我可是死忠粉，絕不‘白嫖’。”

這是近期發生在黑龍江省某醫院外科診室里的一段對話，一方是今年16歲、正上高中的女孩魏婷，另一方是她的爸爸。此前，魏婷因為偷偷拿走家里上千元錢準備給偶像打榜，與父親發生爭吵推搡導致兩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受傷。

記者調查發現，像魏婷這樣的未成年人不理智追星現象并不少見。不論是在線上還是線下，也不論校園內外，他們不愛學習愛追星，把成千上萬元資金用于打榜和投票，甚至還為了維護偶像形象與其他明星的粉絲爭斗，舉報、互撕、人肉、網絡暴力等行為頻頻出現。值得注意的是，這類未成年人在日常學習生活中也表現出規則意識不強、對不良習性接受度更高等特點。

在業內人士看來，追星是未成年人難以放棄的文化娛樂訴求，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追星的形式也必然不斷創新，對此，堵不如疏，可以在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下，幫助青少年認識到對偶像言行要學會辨析、追星行為不可越界等。

高中生成罵戰“主力”

經常被喊“快去支援”

日常生活中，追星占50%以上的時間，上課期間也在看偶像相關資訊;

曾為參加偶像的簽售會而逃課;

成績因追星大幅度下降，一學期的時間，從中等水平下滑到班級后20%;

生活費的一半以上用于追星，錢不夠時，曾以交書本費等為由向母親撒謊要錢;

因追星與同學、網友爭執吵架;

與家人的交流日漸減少，因非理性追星反而與家人關系逐漸惡化。

這就是魏婷追星5年來的“變化”。

媽媽發現后，嚴禁她繼續追星。不過，媽媽的管教并未奏效，她的追星行為轉向地下。

“我把孩子追星的事情告訴爸爸，他起初不在意，直到我給他講了一些青少年追星、打賞主播導致家里存款被花光的事例后，爸爸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檢查孩子的社交賬號賬單后，發現她為了追星，不僅花光了零花錢，還偷偷用我們的手機給她轉賬好幾千元。”魏婷的媽媽回憶說。

今年暑假剛開始，父女倆因此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雙雙受傷。魏婷情緒失控，摔杯子導致父親被砸出一道口子，父親氣急動手，導致女兒手部挫傷。

今年17歲的北京女孩馮媛，同樣是一名沉迷追星的未成年人。

2016年，馮媛在鄰居的影響下開始追星，逐漸沉迷于購買明星周邊產品、為偶像打榜刷數據、參加偶像的演唱會、重復購買多張音樂專輯等追星行為。

馮媛也因此與家長爆發多次“戰爭”，父親更是一氣之下撕毀了她喜愛的明星海報和周邊產品。

在學校里，因為不允許他人詆毀偶像，她經常與同學爭吵，還在社交平臺上與他人展開罵戰。作為一名高中生，馮媛不僅在放學后流連于各個社交平臺關注偶像的一舉一動，還在上課期間偷偷用手機為偶像明星打榜、刷數據、刷好評。

馮媛的母親告訴記者：“我和她聊過，讓她起碼上課的時候不要刷手機，但是她的回答讓人語塞——‘我喜歡的明星有很多，所以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她還擔心，如果自己不為偶像打榜，偶像很快會被別人擠出榜單，進而失去投資方的青睞。

在采訪中，馮媛很愿意向記者“安利”(網絡流行語：誠意推薦之意)她喜歡的明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跟她一樣喜歡，于是記者通過馮媛的邀請加入許多粉絲群，也與馮媛在一些社交平臺上互相關注。

記者注意到，在馮媛此前的評論和轉發中，時常可以看到她為了維護偶像形象而言辭過激地與其他明星的粉絲、普通網友激烈罵戰，甚至詛咒、謾罵和人身攻擊對方。馮媛還是粉絲群中罵戰的“主力選手”，經常會有網友喊她“快去支援”。

“不花錢就是不愛他”

“氪金”沖榜豪擲數萬

至于追星的花銷，馮媛用的形容詞是“巨大”，因為“不為偶像花錢就是不愛他”。

“光是用于購買明星專輯的花銷就已經達到了六七萬元。”在馮媛的媽媽看來，這筆花銷讓她感覺“承受不起”，畢竟全家每年收入才15萬元左右。

那么，未成年人追星族們是怎么把錢花出去的?

大數據時代，明星夠不夠紅有了可以量化的指標。打榜，就是目前流行的一種聲援偶像方式。“大粉”(指有號召力、有影響力的粉絲)發布任務，“學生粉”執行任務，這是基本的操作套路。“很多時候由‘大粉’解釋一個偶像有什么特質，為什么值得被愛。而大多數未成年人粉絲則由于能力有限，只能附和、支持他們的觀點，聽從他們的指揮。”娛樂行業從業人員葉舒告訴記者。

“你哥值得更好的”“一定要讓哥哥的排名保持住，后面追得緊”“動動手指，你忍心他被嘲笑嗎”……對“大粉”來說，諸如此類的動員策略司空見慣。

曾參與多個內地明星后援會的資深粉絲余音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大粉”的套路可總結為以“話術”動員加抽獎，外加“有活動優先考慮”的承諾。“‘學生粉’在后援會里基本上就是一個工具人，‘大粉’指哪打哪。未成年人很容易情緒化，又正值自我感動期，加上氛圍渲染，就會不自覺地入套”。

據有多年追星經歷的廣東高中生周哲介紹，“哪里有榜單，哪里就有打榜和投票的粉絲”。打榜和投票、集資和買代言產品的“成績”，經常被視為進粉絲群的門檻，想加入后援會則需投入更多。

為了讓偶像在各種榜單上有個好排名，今年15歲的北京女孩林莉每天都要花上半小時到一小時完成簽到、投票等任務。經年累月，她早已將所有操作爛熟于心，打榜和投票動作幾乎成了條件反射。

在飯圈，打榜和投票“成績”與粉絲群體內部的“獎懲”等級掛鉤。多家平臺雖設提醒，但并無實際機制限制未成年人打榜和投票。

據周哲介紹，為了刺激專輯銷量，娛樂公司通常還會在專輯預售期設置一些不同的促銷方案，比如設置平臺特典，“特典可以理解為special gift，即特殊禮物”。

在周哲看來，銷售方通常在原有專輯配置以外，再加上一張隨機小卡，專輯的價格隨之上漲。“可以說特典配置里面最值錢的就是小卡了”。

周哲的朋友、今年17歲的廣東女孩王禾就為了支持偶像首張專輯“傾囊而出”，最后只能借錢吃飯。原來，由于她的偶像所屬公司的合作平臺數量非常多，且不同平臺推出的特典小卡都不一樣，王禾為了集齊所有特典小卡，“幾千元的壓歲錢全部花完了”。在購買完專輯之后，王禾只能向周圍的朋友借錢吃飯，并承諾下個月償還。

記者通過周哲介紹進入一個二手小卡交易群，發現群內的小卡交易金額通常在千元以上，群成員卻多為“學生粉”。

流量至上錯誤導向

影響青少年價值觀

采訪中，馮媛的媽媽告訴記者，她當時很疑惑，除了壓歲錢、零花錢以外，馮媛還有什么收入能維持這樣的“瘋狂”追星?

而答案令她崩潰。

為了“掙錢”，馮媛不僅在學校“代做作業”賺取同學的零用錢，甚至在一些網友的介紹下出售自己私用物品，“我發現將自己的貼身衣物放到網絡上進行售賣，居然可以賣得出去”。

對此，為馮媛做心理輔導的心理咨詢師陳靜告訴記者，受到不良追星觀念的影響，馮媛看待追星問題的觀點有所偏激，將自己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并過度美化偶像，打破偶像就是打碎她的信念。她的偶像只能她來保護，所以誰謾罵她的偶像，她便要維護并給予反擊。

但這樣導致的結果卻很嚴重。在學校里，馮媛因為追星經查與同學常發生爭執，沒有同學愿意與她做朋友。老師曾經多次和馮媛單獨談話，但是效果也不明顯，將其歸為“問題少女”，甚至有老師稱其為“班里的定時炸彈”。在這樣的環境下，馮媛產生厭學情緒，經常謊稱身體不舒服不愿意去學校。

“他們在價值觀尚未完全形成的青春期接觸到了飯圈，能夠通過追星行為在這個特殊社群中獲得生活中所缺失的獲得感與滿足感，于是更加沉迷于追星給自己帶來的快樂，隨即對于追星產生不理智的認知和評價，越在現實中失去的越要從追星中得到補償，但由于其缺少自控力，把追星擺在首要位置，沒有正確把握時間和金錢揮霍的尺度，最終陷入追星產生的惡性循環。”陳靜說。

同時，根據和馮媛的家長進行溝通，陳靜發現由于長期不良追星行為，以及與父母的錯誤溝通方式，馮媛青春期的叛逆在追星問題上發揮到極致，父母的指責并不能夠起到勸誡的作用，反而火上澆油，導致馮媛的不理智追星行為愈演愈烈。

“馮媛覺得全家人都不支持和理解她，只有在粉絲群能夠得到安慰和放松。”陳靜說，網絡環境復雜，未成年人也更加容易受到影響，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可能選擇相信謠言，做出不理智的行為。粉絲群也魚龍混雜，有心之人利用粉絲的心態從中牟利，未成年人為了在飯圈得到接納，或主動或被迫地選擇服從飯圈規則。

對此，有業內人士建議，必須不斷完善網絡信息傳播和互動規則，有關部門要以明星經紀公司為監管重點，對經紀公司、粉絲群體危害網絡和社會公共安全、沖擊主流價值觀的違法行徑要依法及時處置。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認為，不能全盤否定飯圈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飯圈滿足了粉絲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為粉絲的情感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另一方面，通過加入特定的飯圈，參與到偶像的塑造中去，可以讓一些粉絲形成身份認同。

“但近年來在一些資本和平臺的利益裹挾下，在流量至上的錯誤導向下，飯圈文化出現了畸形化傾向，不斷挑戰著法律和道德的底線。一些粉絲盲目追求流量，甚至進行數據造假，破壞正常的行業競爭秩序，嚴重影響文娛行業生態建設，也對青少年的價值觀產生了不良影響。”鄭寧說。

“量變決定質變，粉絲可以喜歡明星，但必須有限度、有底線。要開展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教育引導粉絲特別是未成年粉絲，樹立正確的‘三觀’，培養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追星不能盲目，那些為社會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英雄烈士，他們才是真正的明星。”在鄭寧看來，從社會心理層面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粉絲文化，與傳統家庭結構解體、人際關系疏離、網絡“群體性孤獨”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對當下互聯網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會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戰，必須不斷研究新問題、新趨勢，深入研究當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優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