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王某(化名)把自己的《釋放證明書》貼在朋友圈封面上，上面寫著他的戶籍所在地、犯罪事由和服刑時間。\不知從何時起，打開抖音、快手搜索“刑滿釋放”，便會看到許多自述刑滿釋放的博主，用短視頻或者直播進行分享和創作。

一個新流量賽道悄然出現，運營個人賬號的刑滿釋放人員們共同踩出一條“浪子回頭勵志網紅”的新賽道。

然而，這樣的“勵志網紅”也問題不斷。近日，小紅書平臺賬號“天郎哥哥”曬出自己的《釋放證明書》并寫道“我不會接受別人對我的施舍……重獲新生……希望大家關注我”，得到很多網友支持。但很快，有網友發現并曝光其所犯罪行為強迫賣淫罪。該賬號也很快搜索不到。

一位資深互聯網審核從業者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平臺會對賬號的發布內容進行嚴格審核，如果發現存在違規內容，會第一時間進行管控處理，嚴重違規者會直接封禁賬號。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鄧千秋律師對紅星新聞記者表示，網友圍觀刑滿釋放的網紅人員，給其打賞、點贊等，難言違反具體的法律規則，但是民法上還有“公序良俗”原則，即民事主體的行為應當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善良風俗，僅僅因為相關人員以“刑滿釋放”的標簽博眼球而施予紅包、打賞等，有違對善良風俗的尊重，該贈予行為應當被認定為無效行為。

刑滿釋放人員當主播

有人過往罪行被曝光賬號被關閉

有人稱沒有收入要“養家糊口”

上述小紅書“天郎哥哥”被曝光其所犯罪行為強迫賣淫罪后，網友紛紛表表示其“不配重新開始”并獲得支持和關注，認為“這樣的人如果可以做勵志網紅，真是荒誕至極、令人憤怒”。

與此同時，在微博擁有賬號的“尋親男孩今晚有沒有哭”的主播，自述悲慘尋親經歷，稱命運坎坷曾誤入歧途，進入“社會大學”(即監獄)，收獲不少同情。在抖音上吸引了12余萬粉絲后，“尋親男孩今晚有沒有哭”開始直播帶貨，用偏貴的定價向女性粉絲賣衛生巾，卻被發現、曝光其所犯罪行是強奸罪——他曾持刀強奸不到15歲的女性受害人。消息曝光后，群情激憤，眾怒難消，網友紛紛表示“憤怒至極”“不可容忍”。

截至發稿時，紅星新聞記者在兩個平臺上均已搜索不到上述賬號。但如果在多個短視頻平臺搜索“刑滿釋放”，會有大量刑滿釋放人員經營賬號躍入眼簾。

主播成某(化名)的直播往往開始得早，將近凌晨2點才會結束。成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這是一份有付出就有回報的工作，而他現在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收入和回報都不成正比”。

事實上，自從有粉絲在直播間告訴王某，某抖音賬號主播的刑滿釋放人員身份是假的，浪子回頭是其假人設之后，王某就把自己的《釋放證明書》貼了出來。

刑滿釋放人員做博主，是誰在關注他們?

紅星新聞記者觀看直播、參與粉絲群聊發現，在刑滿釋放博主的直播間，有大量服刑人員家屬問問題、和主播互動并打賞，他們有許多無法從其他渠道解決的困惑，比如該給服刑人員打多少錢，送什么樣的衣服是他們需要的。

主播成某在賭場做“小弟”而后因經濟犯罪入獄9年有余。一個關注者問成某：“(在服刑的親友)總說讓我不要去，麻煩，我該不該去?”成某回答說：“能去就去，那么說是怕你折騰、怕你花錢、怕你費事，心里肯定是希望你去看他的。”

主播王某曾因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獲刑，他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做視頻賬號，因為不吐不快。“一是為了發泄自己心里的壓抑，二是希望別人看到我的事情之后能夠遵紀守法，這是我的初衷，監獄里面的生活真是太難了。“

被問及在賬號中直播帶貨是否抱有賺錢的目的，王某是這樣回答的：“我現在沒有收入，粉絲告訴我可以掛小黃車，別人可以買東西，我肯定不排斥賺錢的機會，就掛了。但也沒有為此去講解商品，我連那些商品都沒有。”

成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經營賬號全為“養家糊口”，其直播打賞和帶貨收入有限且不穩定，但“好的時候要比我們這個縣城的平均收入高”。

刑滿釋放人員選擇做主播的現實：

出獄后缺乏一技之長，工作難找

王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出獄后，像開網約車、送快遞、送外賣這樣的好工作，他都找不到。

同為“刑滿釋放”主播的成某則對紅星新聞記者表示，刑滿釋放人員大多學歷較低且缺少一技之長，在網約車司機等職業將其拒之門外時，最理想的去處是不需要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的小企業。

“刑滿釋放”主播王某和成某都表示自己沒有簽約公司。成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曾經短暫加入過“工會”——一個幫忙進行策劃和推流的組織，需要分成30%左右。

“但是我這個類型太冷門了，很多內容他們都不知道，幫不上忙，沒多久我就退了。”

爭論：刑滿釋放人員可當“勵志網紅”嗎?

刑滿釋放人員可當“勵志網紅”嗎?對此，不同專家說法并不統一。

北京市大禹律師事務所陳嘉偉律師對此表示，拋開公平與否，只說社會影響，刑滿釋放人員很可能會因為無法生活而變成一個更嚴重的罪犯、走上極端，社會應該對這種犯過罪的人有一定的包容性。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則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主播是一個出現在公共領域中的社會形象，其代表的不僅是一個職業，往往更是需要粉絲和打造人設來進行對外表演的特殊職業。

2022年4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網絡視聽節目管理司、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局發布《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平臺游戲直播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到，一段時間以來，網絡直播亂象、青少年沉迷游戲等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亟需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嚴格規范。通知要求，嚴禁違法失德人員利用直播發聲出鏡。網絡直播平臺在主播和嘉賓選用上要嚴格把關，堅持把政治素養、道德品行、藝術水準、社會評價作為選用標準。對政治立場不正確、違反法律法規、違背公序良俗的失德失范人員堅決不用。

朱巍表示，“現在對一些公眾人物，比如說明星偷逃稅、存在私德問題都要予以禁封，那么對網紅來講怎么能出現這種情況?還是要把底線給劃好。”

2020年7月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11個新職業，其中互聯網營銷師下面的“直播銷售員”工種成為本次頒布的國家新職業，并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引發關注。

“互聯網營銷師現在正在全面培訓并頒發相關資格，以后需要培訓和持證上崗。如果不允許有犯罪記錄者進入這一行業，對用戶價值觀的傳遞和保護將起到一個重要作用。如果有MCN公司以此為流量口，用‘刑滿釋放’做流量去帶貨，價值觀是不對的。”朱巍這樣說。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鄧千秋律師則表示，僅僅因為相關人員以“刑滿釋放”的標簽博眼球而施予紅包、打賞等，“公序良俗”原則可能成為認定此種情況下的打賞、發紅包等贈予行為無效的理由，但需要具體、成熟的司法實踐予以明確，目前還沒有見到相關的判例。

而陳嘉偉律師提出，在上述引起網友憤怒的兩個案例中，刑滿釋放人員均是強迫賣淫、強奸等不被社會包容的犯罪事由，有具體的受害者和真切的傷害。

陳嘉偉律師表示，如果刑滿釋放的強奸犯在直播中暴露被害人的相關個人信息，或者其他損害到被害人名譽的言論、行為，博取流量，被害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要求賠償、停止侵權行為，如果是有公司策劃運營，可要求其承擔連帶責任。如果在自媒體、直播中還有其他嚴重侮辱被害人、貶低被害人人格的行為，被害人可以“侮辱罪”提起刑事訴訟。

“針對強奸罪，刑罰是沒有剝奪政治權利的。但是如果再犯侮辱罪，侮辱罪的刑罰是可以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的附加刑，那么刑滿釋放后在附加刑期限內，犯罪人是沒有言論自由的。”

專家：直播從業者需重視價值觀導向

朱巍對紅星新聞記者表示，“但現在有幾十個職業確實是不允許有犯罪記錄的人從事，這也是法律的規定。直播相關從業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重視價值觀導向。在導向問題上，如果把刑滿釋放作為一個流量口吸引大家，這肯定有問題。”

紅星新聞記者檢索發現，公務員、法官、檢察官、法院書記員、人民銀行行員、新聞記者、校車駕駛員等職業，針對所有犯罪終身不得從事。而直銷員、導游、出租汽車駕駛員、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等職業，則是針對特定犯罪(刑罰)終生不能從事。

一位互聯網審核業內人士對紅星新聞記者透露，利用犯罪事實等進行炒作、消費的行為，都屬于平臺嚴厲禁止，比如穿囚服直播、講解監獄內容信息、講述犯罪過程等行為，都在平臺的規則覆蓋之內。

成某表示，經歷了近10年的服刑，他并非利用刑滿釋放這一身份，而是因為這是他唯一的創作源泉、了解的內容。在作為刑滿釋放人員分享之外，成某也曾嘗試運營過親情有關的內容，但反饋平平。2023年1月12日，成某在自己的賬號上發布新視頻，表示盡管運營視頻賬號帶來了一定的收入，成某還是希望年后去找一份別的工作，如果工作不順，接下來就要專心做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