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先后出臺多項政策以強化其本土制造業，但“投資風險過大”也是印度承接產業轉移的巨大挑戰。

“對我們來說，印度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市場，也是我們關注的焦點。”蘋果CEO庫克在2月份的一次財報電話會議上說，“從本質上講，我們是在吸取多年前在中國擴展時學到的知識。”

蘋果想在印度實現“中國制造”，但現實并不完全如愿。今年4月庫克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了會談，希望在該國擴大生產規模和智能手機銷量。蘋果計劃到2025年在印度生產四分之一的iPhone，到2027年生產一半。

但沒過多久，蘋果最主要的供應商之一、在印度苦心經營15年的果鏈代工廠緯創宣布“出逃”。緯創計劃全面撤出印度市場，并向印度國家公司法法庭、公司注冊處等機構提出一年內解散其在印度業務。據印度媒體報道，緯創退出后，本土巨頭塔塔集團將收購緯創在印度的工廠，承接其在印的生產任務。

緯創還未就此做出任何解釋，又傳出中資企業小米被印度執法局扣押48億元的消息。據稱這是印度當局迄今為止最大數額的扣押。如今，48億元還存在被沒收的風險。

在世界銀行的榜單上，期待成為“世界工廠”的印度仍被認為是“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

小米會被沒收48億嗎?

據英國路透社消息，印度執法局6月9日發布文件稱，已經向小米技術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小米印度分公司、部分高管，及花旗、匯豐、德意志等三家銀行發出正式通知，稱其涉嫌違反印度《外匯管理法》。印度指控小米在當地的部門通過冒充“特許權使用費”向外國實體非法匯款。并扣押其555.1億盧比資金，約合人民幣48.2億元。

小米相關人士對媒體回應稱，對該案的態度與之前保持一致。此前針對法院駁回申訴的消息，小米方面表示：“正研究該事項，并等待書面判決。再次重申：在印度的業務，符合印度的相關法律和規定。”

此次小米被開罰單，還要追溯到去年4月開始的“非法匯款”糾紛。

當地時間2022年4月30日，印度金融犯罪打擊機構表示，在發現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向小米集團及另外兩家外國實體匯出外幣后，沒收了小米銀行賬戶資產。

小米集團當晚迅速做出回應，發布聲明稱：“小米印度所支付的這些專利使用費是用于我們印度版本產品的授權技術和IP，小米印度支付這樣的特許權使用費是一種合法的商業安排。”

小米集團在聲明中還表示，作為一個致力于在印度發展的品牌，所有的運營都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我們仔細研究了政府當局的命令。我們相信我們支付給銀行的版稅和賬單都是合法和真實的。不過我們會與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以澄清任何誤解。”

隨后，小米向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的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反對印度打擊金融犯罪機構的決定。去年8月，小米2022年第二季度財報分析會上，時任小米集團總裁王翔還表示，正在積極應對印度政府的調查，一切在印度的業務還在正常進行中，并且已經成功解凍了7億多美元的被凍結資金。

然而，事情很快又發生反轉。2022年10月，印度當局拒絕解凍小米相關資金。今年4月，小米印度公司對印度執法局扣押資產的申訴被印度法院駁回。

作為雙方爭論的關鍵，“特許權使用費是跨國企業進行合理稅務籌劃過程中的常用方式，分歧主要出現在對費用的認定上。”長期為中國企業赴印度投資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李欽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小米這場匯款糾紛的本質是稅務問題，在用特許權使用費計算稅基時，企業和當地政府對稅法中成本的解釋出現了爭議。

舉例來說，企業認為“特許權使用費”是合理的稅務籌劃，或是正常的服務貿易而將資金匯出，但當地政府認為企業的做法是對稅法的濫用，將利潤匯到境外，又涉及到相關外匯管理法。

印度金融犯罪打擊機構此前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小米印度公司匯款給另外兩個身份不明的、無關美國的實體，也是為了“小米集團實體的最終利益”。

小米則反駁稱，小米印度支付的這些專利許可費都是為了印度版本手機上的授權技術和專利，并指出執法局扣押的數目中有超過84%是支付給高通公司的特許專利費。

今年6月9日，印度執法局再次發出正式通知，并補充聲明，之所以通知銀行，是因為據稱它們在沒有進行盡職調查和獲取必要文件的情況下批準了被稱為“特許權使用費”的外國匯款。

“目前事情還沒到塵埃落定的地步。”李欽分析，根據印度《外匯管理法》，如對行政機關意見不服，可繼續向外匯管理專門法庭及高等法院上訴。

印度成了“外企墳場”?

遭受“特別關照”的中資手機企業，遠不止小米一家。

2022年7月，OPPO被指控逃避關稅439億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38億元。印度稅收情報局稱，OPPO在進口手機零部件時錯誤使用了關稅豁免，并在計算進口貨物交易價值時未包括特許權使用費。

同一個月，vivo的119個印度相關銀行賬號被印度執法局封鎖，總額達46.5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億元。印度執法局在相關聲明中指控稱，vivo印度公司為逃避納稅，將6247.6億盧比(約合人民幣455億元)匯往中國等地，金額相當于該公司一半左右的營收規模。

在嚴格監管外資企業這件事上，印度不僅僅針對中資企業。

2008年，印度稅務部門給微軟開了張70億盧比的“罰單”，IBM印度也曾在2013年被當地監管部門要求補交535.7億盧比欠稅稅款，折合8.66億美元。印度媒體稱，印度監管部門認為IBM謊報了2009財年的營收。

三星電子不止一次被印度政府處罰。2014年，三星在印度被罰稅2億美元。2023年1月，印度稅收情報局指控三星對遠程無線電頭錯誤分類，試圖規避172.8億盧比進口關稅，約合2.12億美元。

印度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4年至2021年11月，有2783家在印度注冊的外國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約占在印跨國公司的六分之一，撤離的公司包括法國零售巨頭家樂福、美國摩托車制造商哈雷戴維森和美國汽車公司福特等。

由于外企在印度頻頻遭遇打壓，印度也被稱作“外企墳場”。李欽曾撰文分析，外資企業在印度遭受的各種調查、處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魔幻”的印度法律制度所致。印度的法律可以用十五個字來概括：“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

“高標準立法并不是指印度的立法技術高，而是指印度的立法者要求守法者需要達到的標準非常高。”李欽舉例說，印度《公司法》(Companies Act)法案本體就有近30章500條，基本每一條后面都跟著罰金、監禁等違法后果，而印度的執法部門一般不會主動通知企業更正其不合規行為，一旦違法行為被行政執法部門發現，其就會從違規第一日起開始計算罰金。

種種因素堆疊下，印度在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依舊被認為是 “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

難以割舍的“印度市場”

即便如此，大量外資企業，尤其國內手機廠商依舊將印度作為重要的海外市場，并做出長期布局和規劃。

“印度手機市場的空間與人口紅利顯而易見。”中印越電子協會(CMA)秘書長楊述成此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

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年輕的人口結構是未來消費增長的保障。長江證券在《智能手機產業專題報告》中分析，在經濟、基建以及移動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加持下，印度智能手機市場總銷量連年提升，2016~2020年復合增長率達到了8.2%，遠高于全球同期-3.4%的水平。

面對如此巨大的消費市場，印度卻一直沒能建立起自己的智能手機產業鏈。2012年起，在印布局七年的三星取代諾基亞成為了印度智能手機市場上的領頭羊，并連續霸榜六年。期間，印度本土品牌Micromax、Intex、Lava和Karbonn憑借美國財團的風險投資，通過“進口貼牌”的方式，一度從三星手中奪回了中低端市場。這四大印度品牌被合稱為“MILK”，基本不自產手機，而是尋找海外代工，據媒體報道，這些廉價手機定價最便宜的不到100元人民幣。

為解決印度制造業長期存在的短板問題，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計劃，要將制造業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15%提升至25%。因此，印度向國外企業伸出了橄欖枝。

印度的勞動力成本優勢最先體現出來。據楊述成介紹，中國的珠三角和長三角普工工資在4500元~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也要4000元，越南則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資僅需1500元。

印度中國商會秘書長劉曉冬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在十多年前，印度政府曾主動精簡規章制度和審批程序，吸引了上千家中資企業前往投資，分布在家電、手機、工程機械、汽車、通訊、建材、新能源、風險投資等多個領域。

在國產手機品牌中，小米率先進軍印度市場。小米首部官方授權傳記《一往無前》披露，在很多競爭對手都開始在印度搶奪市場的時候，小米確定了境外市場“印度優先”(India First)的戰略，在所有海外市場里，小米的產品線和供貨全線向印度傾斜。雷軍更是從2015年親自管理印度市場，每個季度都會飛往班加羅爾，每次至少待7天。

“當時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已趨于飽和狀態，而產品端又沒有革命性技術出現，不能刺激新的消費需求，國內手機廠商紛紛到海外尋找新的市場。”楊述成說。

除了華為、OPPO、vivo等手機廠商，配套的上下游供應商也先后在印度落地。從最初個別零組件供應商進入印度，到后來，制造商已經可以從印度采購到包括主機板、充電線、電池模組、包材在內的80%的手機零組件，僅在諾伊達地區就聚集了瀛通通訊、合力泰、長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達等智能手機產業鏈企業。

為實現“印度制造”，莫迪政府推出了多項配套激勵政策。2015年8月，印度提出的“分階段制造計劃”(簡稱PMP)可謂目的明確，通過對各階段產品逐步加征區別性關稅，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將生產制造逐步轉移到印度本土，最終培育出完整的手機產業生態。

PMP政策層層加碼，從整機生產不斷向手機產業鏈上游蔓延，從2017年到2018年，印度手機整機進口關稅稅率由10%提升至15%，再到20%，電池、充電器、適配器等手機相關配件進口關稅稅率也在不斷上調。為了控制供應鏈成本，各生產環節不得不轉移到印度，否則就有丟失市場的可能。

統計顯示，在2019年前三個月，小米就在印度進行了超過34.3億元人民幣的投資。OPPO和vivo也不示弱，OPPO進軍印度建廠第一筆就投入了22億元人民幣，vivo則在2018年在印度追加投資建設新廠，一口氣投入了近40億元。

國產手機在印度的門店多到難以想象。從機場、商場到城市街區，幾乎每家綠色門頭的OPPO手機店附近就會有一家“藍廠”vivo。到疫情前，vivo在印度團隊已經從五年前的5人發展到近萬人，門店拓展到7萬多家。

據印度中國商會和印度中資手機企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中國手機企業在印度工廠已經超過200家，貿易公司500多家，投資額達到30多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超過50萬個。

憑借“低價高質”的特色，國產“千元機”快速打開市場。2017年，三星的市場份額降至24%，中國品牌小米、vivo和OPPO緊隨其后，三家總計占據了37%的市場份額，而原本靠低價暢銷的印度本土品牌Micromax僅分到了5%。

到2017年第三季度，小米憑借920萬臺手機出貨量以及23.5%的市場占有率，奪得印度市場占有率第一。與2016年同期相比，小米印度增長了約300%，成為印度市場發展最快的智能手機品牌。同時，印度也成為小米最大的海外市場。

或許印度自己也沒有料到，原本走低價路線搶占中低端市場的本土品牌，因缺少在供應和制造環節的積累，在“印度制造”政策號召下，因國際品牌的強勢競爭力，反而走向衰落。2021第二季度，小米、vivo、 Realme、OPPO、OnePlus、傳音等中國品牌在印度的市場份額合計達到78.5%，而印度四大本土品牌“MILK”合計占比不足1%，基本宣告退出智能手機市場。

“印度制造”的野心

2020年后，印度先后出臺多項政策以強化其本土制造業。

通過PMP政策吸引外資在本國建廠后，印度又推出了生產掛鉤激勵計劃(PLI)。該計劃打算用19.7萬億盧比(約合260億美元)支持14個關鍵行業的生產，包括半導體、光伏、電子設備、制藥、醫療器械，汽車等，其中大部分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制造。

2021年底，印度批準了一項價值約合100億美元的激勵計劃，以吸引全球大型半導體制造商將印度作為生產基地，并將印度打造為電子系統設計和制造的全球中心，意圖與中國和越南競爭全球手機生產市場。

印度信息和技術部長阿什維尼·瓦希諾表示，莫迪政府正致力于為芯片制造業開發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從半導體芯片的設計到本土化制造、封裝和測試，將從2022年1月1日開始根據其激勵計劃接受申請。這項最新刺激計劃擬創造約3.5萬個高質量職位，10萬個間接就業機會，并吸引價值88億美元投資。

在第二年4月召開的印度首屆半導體會議上，瓦希諾再次強調，印度會爭取更多激勵，還需要更多半導體制造商的參與。瓦希諾直言：“我們的胃口很大。”

印度電子制造業2025~2026財年前的目標產值是3000億美元，其中將消耗700億~800億美元的半導體產品。

為完善本土產業鏈，印度正加大引資力度，但似乎對中國企業不再那么友好。2020年4月18日，印度工業和內貿促進局(DPIIT)修改了外資政策，規定“任何來自與印度接壤的國家的投資者”都只能在印度政府準入路徑下進行投資。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中，中國是最主要的投資國，因此這條政策也被認為是限制中國在印的投資自由。

在FDI新政出臺后，明面上幾乎已沒有了中國企業投資的身影，僅有少量增資項目。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2022年8月初，印度科技部副部長在《商業標準報》上表示，中國智能手機廠商目前在印度占據了主要的市場份額，但它們的市場主導地位并非“建立在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印度官員還認為，盡管中國手機品牌占據印度70%的市場份額，卻常處于虧損狀態，這加劇了市場的不平等。

不久后，彭博社發出消息，印度打算限制中國品牌在當地出售價格低于1.2萬盧比(150美元)的智能手機，借此扶持印度本土手機產業。

當時印度份額前五的低價手機中，除三星外，其余品牌均來自中國。巧合的是，沉寂多年的印度本土品牌恰在此時卷土重來。2021年11月，Micromax推出新品牌“In Mobiles”，Lava也推出了可定制的智能手機系列“MyZ”，Karbonn Mobiles也開始推出智能手機。

據印度媒體報道稱，電信運營商Reliance Jio已完成在印度1000個城市的5G覆蓋規劃。伴隨印度5G網絡的建設，新一輪“換機潮”或許即將到來，這或許正是印度智能手機廠商再次活躍的原因。

而被“非法匯款”纏身的小米在印度市場則開始走“下坡路”。

據Canalys數據，2022年小米(含子品牌POCO)在印度市場出貨量2960萬部，較2021年的4020萬部下滑超26%，盡管仍是印度市場的銷量冠軍，但全年市場份額已經跌至20%，較2021年的25%減少了5個百分點。

到了2023年一季度，印度市場銷量排名出現較大變化。三星以20%市場份額排名第一，vivo以17%市場份額排名第二，小米以16%市場份額排名第三，OPPO和realme排在其后。中國手機品牌在當地市場約占50%的市場份額。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說，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市場仍占據絕對優勢，但印度更迫切地希望發展本土制造業，中資企業自然成了印度“以市場換技術”的首要目標。

不久前，印度政府再度向包括小米、OPPO、vivo、realme 等在內的中國手機品牌提出要求：在印度運營的中國手機品牌，應當任命印籍人士擔任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等高管職位。

此外，印度政府還指示這些企業將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給印度公司，開發有當地企業參與的制造流程，并通過當地經銷商出口。

事實上，不少在印度運營的中國手機廠商已經任命過印度籍高管，如 realme 的印度首席執行官為印度人 Madhav Sheth。

“印度市場的多樣性超出想象，為順利打入當地市場，很多公司在這項要求之前就已經開始聘用印度籍高管。”劉小雪說，從企業角度，只要還能在新市場獲利，便會繼續發力。跨國公司開辟新的海外市場的戰略不會因個別政策而輕易改變，小米的經歷也不意味著外資企業將大規模撤出。

不過，印度政府前首席經濟顧問、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阿文德·薩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去年在《外交》雜志上發表文章《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國》指出：如果印度不解決“投資風險過大、政策內向性過強、宏觀經濟失衡過大”這三大障礙，或將錯失跨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承接產業轉移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