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離春節還有二十多天，但劉京華(化名)的女兒就已經惦記起煙花了。

去年，同事從老家回上海，給劉京華捎來兩把仙女棒。她和老公帶著7歲的女兒吉吉一起開車去江邊，久違地放了一次煙花。

這也是吉吉第一次看到“能自己放的煙花”。

自2016年《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條例(修訂草案)》實施以來，上海內環全域禁止燃放煙花爆竹。

雖然劉京華家在上海外環，并沒有完全禁放煙花爆竹，但煙花限購政策下，外環9個區只有9個銷售點，且只售賣鞭炮、高升等產品，并沒有劉京華童年記憶中那些五花八門的煙花品類。

同樣是2016年，上海迪士尼度假區正式開始營業。

2017年，兩歲的吉吉躺在嬰兒車里，在迪士尼城堡前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場煙花秀：華美、優雅，但遙不可及。

與之相比，仙女棒星星點點的火光稍顯微弱，但吉吉卻很喜歡。或許能握在自己手里的煙花，有著特殊的魔力。元旦還沒過，吉吉就問劉京華：

新年還會不會放煙花?

這一問倒難住了劉京華。她拿手機簡單搜索了一下，才發現這幾年還在放煙花的上海人，大多都要驅車幾十公里，前往江蘇跨省購買煙花。

在考慮了昆山、啟東等好幾個煙花批發廠之后，她最終選擇了位于常熟的宏康煙花廠。過去一年，靠著抖音和小紅書引流，宏康煙花廠已經晉升為包郵區的網紅煙花廠。

逼近春節，廠區門口每天從七點開始就排起了長龍。

來這里排隊的顧客大部分來自江蘇、上海。很多人都和劉京華一家一樣，為了買煙花驅車一兩個小時、排隊兩個小時起步，來回一趟要耗掉一整個白天。

雖然名曰“煙花廠”，但宏康的煙花售價并不便宜，很多品類和零售點的售價不相上下。比如網紅煙花“加特林”，一年前宏康售賣的單價是60元，如今已經漲到120元，且需要消費達到1000元以上，才能限購2支。

排到劉京華的時候，很多網紅品類已經售罄，但她還是林林總總買了小一千的煙花：“排了這么久的隊，人那么多，感覺有一種不買就虧了的氛圍。”

但這也不完全是沖動消費。剛從新冠恢復沒多久的劉京華覺得，疫情政策放開后的第一個春節，得過得有聲有色一些。而煙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今年和劉京華有同樣想法的人不少。原因之一，是部分地區煙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動：比如大連規定除夕當天市民可以不限時燃放煙花;在山東東營、濱州兩地在部分區域和個別時間段可以燃放煙花爆竹。

政策改變和節慶情緒的推動下，今年年底煙花行業格外紅火。而宏康這樣的網紅批發點只是煙花行業忙碌的冰山一角。

“花”開瀏陽

如果劉京華隨便拿起家里的一盒煙花，細看它的包裝盒，就會發現，自己跨省拉回來的一車煙花，產地并不在江蘇常熟。

所謂的“煙花廠”實際上只是個經銷商，這些煙花的真正源頭，在湖南瀏陽。

瀏陽位于湖南東部，毗鄰江西。這里是中國花炮產業最集中的區域：瀏陽與同處湘贛交界處的醴陵、上栗并稱為中國花炮產業的金三角。這里的山地富含硫礦，是制作火硝的重要原料。

包括瀏陽在內，湘贛邊界這幾個以花炮產業為生的縣城里，都流傳著花炮祖師——李畋的傳說。人們相信是李畋在唐朝發明了爆竹。經后人繼承，花炮業才在宋朝逐漸成熟壯大。

關于李畋的傳說很難找到可靠的史料依據，但上栗、瀏陽、醴陵都爭相認領李畋的祖籍：三地分別建有李畋公園、李畋墓和李畋廟，且在本地各落成了一座李畋銅像。

花炮金三角認領祖師爺之爭，從側面反映了花炮產業對它們的重要性。拋開史料，僅從數據上看，這三個縣城中，瀏陽的花炮產業，是目前發展得最為成熟的：

2021年，瀏陽的煙花產值達到262億元，出口總額占全國總量的60%以上，內銷總額占全國總量的50%以上。

也就是說，在中國，每點燃兩個花炮，就有一個來自瀏陽。

瀏陽的花炮產業始于唐、興于宋，到了清光緒年間，農閑時從事花炮生產的瀏陽人已有30余萬，最高年產達25萬箱，并且有大量花炮被運到港澳出口、遠銷南洋。

但瀏陽花炮現代意義上的興盛期，還要從改革開放算起。

陽花炮非遺傳承人、湖南慶泰花炮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黃蔚德回憶起童年時，總是能聞到一股濃濃的花炮味：從小，他就跟著父輩做鞭炮，學著插引線、扯花炮筒子。

到了十四歲，他和身邊很多年輕人一樣，選擇進入花炮廠做工，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1986年創立自己的鞭炮廠，成為彼時瀏陽兩萬多家花炮企業的老板之一。

禁放的重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瀏陽的花炮企業雖然遍地開花，但大多屬于小規模的家庭作坊：農閑時，全家老小都在家里制作煙花爆竹，沒有統一的生產標準，也罕見有效的安全措施。

安全隱患是一把懸在瀏陽花炮產業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1998 年起，瀏陽市政府取締了上萬家非法生產的手工作坊，花炮產業經過多輪整合提升，開始從作坊式運營轉為集團式發展。

與此同時，一個即將改寫中國花炮產業的變化，正在全國各地悄然發生：

1992年，出于對燃放安全和空氣質量的考慮，廣州首開禁放之河;1993年，北京也跟隨其后。由此開啟了綿延之后十余年、觸達三百多個中國城市的煙花爆竹禁限放政策。

2013年后，全國范圍內的煙花爆竹禁限放，給了瀏陽的花炮產業一記重擊。

瀏陽目前僅有443家煙花爆竹企業，自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冊企業則呈現斷崖式下跌。

曾經為北京奧運會提供煙花、被稱為“煙花第一股”的熊貓煙花，2009年在北京全市總銷量60萬箱，但到了2019年，這個數字跌落至2.3萬箱。

煙花業務遇冷，公司轉型做起了互聯網金融，連名字也改成了“熊貓金控”，但P2P頻頻暴雷，熊貓金控最終也難能幸免。2022年11月，公司稱其實際控制人趙偉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已經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熊貓煙花的隕落常常被用來佐證花炮行業的式微。但這并非花炮行業的全貌。

如果僅看總體內銷體量，2013年后的花炮行業，確實大不如從前火熱。但與此同時，一部分花炮企業已經通過早早轉型，在行業瓶頸期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專業燃放。

做專業，做出海

回看專業燃放在中國的發展歷程，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由藝術家蔡國強帶領團隊設計的“大腳印”煙花表演，給全世界觀眾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完成這場煙花表演的關鍵之一，是一套在當時最為前沿的數字點火系統。

而在此之前，煙花燃放是一項純人工的手藝活。對于銀達利煙花的董事長張秋明而言，人工煙花燃放的記憶可以追溯到1984年：

國慶35周年慶典前夕，他開著一輛東風牌汽車，拖著八千多發禮花彈和組合煙花駛向安徽，并在此完成了他生平第一次全盤操作的煙花燃放。

這次手工點火持續了近60分鐘。當張秋明將最后一發禮花彈順利送上天空，他整個人癱倒在了田里。

從作坊學徒一路摸爬滾打、直到1996年創立自己的花炮公司，張秋明記憶中的煙花燃放就是“點火放炮，安全熱鬧。關注的是設備問題，比如點燃了沒有，全部打上去了沒有?沒有什么藝術性。”

在接受湖南衛視的采訪時，張秋明說，他第一次意識到煙花燃放遠不止于“把煙花放到天上”這么簡單的，是2006年瀏陽國際花炮節上，他觀賞到的法國焰火作品《美人魚》：原來煙花燃放可以結合燈光、音樂的編排，成為一種全新的表演形式。

這場焰火表演，似乎對張秋明一直以來關于花炮品牌化的迷思做出了解答：“大家知道瀏陽煙花，但會知道具體是誰手上做的嗎?大家不會關心。大家記住的是那些臺上的人。我當時就在想：為什么我不能成為那個即賺錢又出名的人呢?”

2009年，數字點火系統在國內普及。張秋明的團隊也開始正式從花炮的生產銷售轉型專業燃放，成為了中國第一批做專業燃放的煙花人。

就在前一年，張秋明的女兒張揚，也從大學畢業，加入了父親的團隊。但和父親相比，張揚站在了完全不同的起點上：她在職業生涯之初，就參與了長沙橘子洲音樂煙花的籌辦。

2010年開始，長沙市政府定期在橘子洲舉辦焰火表演。每周一場20分鐘的音樂煙花秀，用張楊的話說：就此“打開了專業燃放在中國的局面”。

張楊告訴DT財經：“橘子洲周末煙花登場之前，大多數人放煙花的理解就是，我能夠把它放上去就ok了。這個煙花放得好不好，衡量標準是用的產品多不多、產品的規格大不大，是通過這些很客觀的數字去評價的。但是有了橘子洲周末煙花的這個舞臺以后，大家就開始在文化創意、情緒表達以及產品定制上深耕了。”

2013年，“一帶一路”的外交戰略伊始。于是，就在禁限放令幾乎覆蓋全國、許多瀏陽花炮企業開始減少內銷產量時，中國的專業燃放團隊開始頻繁出海。

英語專業的張楊，也得到了更多前往世界各地交流學習的機會。她印象中最為深刻的，是2014年參與的紐約新春焰火表演。

曾經，瀏陽煙花只作為產品出口海外(瀏陽河邊常年有手握產品清單的歐美買家實地選品)，就算是參與燃放，“最多輸送幾個操作技術員，但在設計編排、文化創意方面幾乎沒有什么話語權”。但2014年，張楊的團隊主導了整個表演的創意，從音樂編排到煙花選品，都由中國團隊親自操刀。

那年冬天的紐約正遇大寒，張揚的團隊在零下20攝氏度的戶外環境中，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六點持續作業。但表演結束后，觀眾的反饋，尤其是當地華人的認同，讓張楊覺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

這幾年的海外經歷，讓張楊更確信：“中國目前的煙花燃放技術已經能夠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技術的提升，自然促進了產業發展。2021年，瀏陽焰火企業累計燃放文旅焰火1600多場次，總金額約3億元，占全國文旅市場85%的份額。成績雖好，但專業燃放所能占到的產業體量，始終有限。

張楊估計，在瀏陽，持有專業燃放操作員證的技術人員，只有7000-8000人。按照一場煙花燃放30個技工的標準算，同時期能完成的煙花表演只有200多場。而這些項目中，上百萬的只在少數。

文旅煙花的3億元市場，在總金額接近300億元的瀏陽花炮產業中，只是滄海一粟。

網紅煙花的誕生

中國花炮產業的大頭，仍然在滿足個人燃放需求的消費類煙花。

2021年，瀏陽的煙花產值達到262億元，同比增長28.9%，就業人員達30萬。

在禁限放令的推動下，瀏陽煙花人一直在尋找著更安全、更環保的煙花品類。“微煙”“無硫”“少塵”，這些關鍵詞已經成了近幾年瀏陽煙花生產的主旋律。

而短視頻的興起，讓這些新品類找到了更大的受眾群體：煙花的色彩和光火，自帶視覺刺激，尤其適合短視頻的傳播方式。一種新的職業也應運而生，那就是“煙花博主”。

云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抖音上運營的賬號@煙花之鄉云哥 有85.6萬粉絲，在垂直做煙花內容的賬號中，處在較為頭部的位置。

云哥是土生土長的瀏陽本地人。早十幾年，他和大多數瀏陽人一樣，在小作坊里從事花炮生產的工作。他告訴DT財經：“我們這種生產沒有計劃性，覺得今年好賣就去做，但到了年底不一定好賣。管理也有一定問題，沒賺到多少錢。”

2016年前后，云哥開始慢慢轉行做自媒體，并合伙創立了煙花愛好者工作室。

云哥的視頻內容，主要包括煙花新品介紹，和燃放安全知識普及。和普通的短視頻博主不同，煙花博主的變現途徑更有限：網購煙花爆竹是違法行為，煙花博主不能直接帶貨，只能接到一些煙花廠的推廣合作，為它們間接引流。

和云哥這樣的“個體戶”煙花博主同臺競技的，還有瀏陽許多頗具規模的煙花企業。

他們都看到了短視頻的巨大潛力，不僅成立專門的傳播部、高薪聘請營銷專家強推煙花品類;在產品研發上，也把“互動性強、適合拍短視頻”的考慮放在首位，并由此在2019年推出了“城市煙花”系列。

“這個系列是能夠在城市里放的小型冷光煙花，但還是會受到禁放限制。初衷是想吸引到年輕人來放煙花。因為禁限放，現在的90后和00后之間有一個斷帶，他們可能不太有放煙花的習慣。”云哥說，這幾年在短視頻上最火的煙花產品，幾乎都屬于“城市煙花”。

比如機槍造型的“加特林”，是近年來互聯網上的頂流煙花。機槍造型的加特林，一支能噴射 600 多發煙花吐珠，好幾支綁在一起，點燃時仿佛連珠炮。新冠來襲時，短視頻平臺上盛行#用煙花爆竹驅趕疫情#，而火力十足的加特林恰好為這種情緒提供了出口。

除了“加特林”開炮，還有“水母”升天、“孔雀”開屏，這些聽到名字就能形象聯想的網紅煙花，正是近幾年瀏陽花炮產業的救市利器。

作為最早推出“城市煙花”的企業家之一，銀洋煙花的董事長在2022年走訪湖南各地時，發現了一個另他感到欣喜的變化：

有很多經銷商的倉庫不再只在年底囤貨，而是隨時保持在“飽滿”的狀態：“存放的都是城市煙花產品，這直接將煙花消費變成了日常消費，打破行業固有的‘年產季銷’的市場結構。”

花炮從業者的愿景固然美好，但煙花爆竹燃放規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消費習慣改變的上限。據DT財經不完全統計，目前大多數城市仍然處在全域禁放的狀態，今年出現的部分政策松動，也多僅限于春節期間。

寫在最后

禁限放以來，每年春節都有懷念煙花的聲音。但今年的呼聲尤其高。

在知乎“為什么有些人呼吁放開燃放煙花爆竹?”的問題下，有1419個回答——

@平老虎 說：“在郁悶的一年終于過去，很多人終于能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之后，看著震撼的煙花在自己眼前的黑夜炸裂，震耳欲聾，同時飄來硝煙的味道，那種感覺不是在100寸的電視上看一百場跨年晚會上比這壯觀一萬倍的焰火能替代的。”

@這就不科學 的解釋是：“因為它真的很絢爛，很漂亮。當煙花在夜空中，炸開的那一刻，真的很有喜慶的感覺。我想幾百年前的古人也是這樣認為的，才選定了煙花爆竹作為春節的慶祝。”

不過事實上，中國人最早在春節放爆竹，并不是一個審美選擇。

據《荊楚歲時記》記載：“正月一日，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惡鬼。”所以過年放煙花爆竹的習俗，實際上起源于一個非常實用的目的：驅鬼、辟邪。

在疫情政策陸續放開、新冠毒株持續占據頭條、各地醫療資源不斷透支的這個春節，我們對煙花的懷念似乎呼應了古老的習俗：

我們對未知的憂慮伴隨著新年的喜悅，如果能在煙花爆竹中擲地有聲地炸裂，或許，才會迸射出重新出發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