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均決定報警，第一步是收集證據，他準備教陳思思用錄音手表“取證”。在老家，兄妹二人反復測試錄音手表的收聲距離，“記住，校長怎么對你的，你要錄下來。”

那是一堵并不算厚實的墻。

墻的左邊，是一間上百平方米的音樂教室，湖北省隨縣博愛特校的殘障學生們曾在這里唱歌;墻的右邊，是這所學校校長劉愛業的辦公室。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長達四年的時間里，這位在網上頗有“善名”的校長，頻繁將殘障女孩們召喚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并鎖上門。音樂教室里有學生聽到墻那頭女孩的哭喊。

根據一審刑事判決書，隨縣人民法院審理查明，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間，被告人劉愛業多次在校長辦公室及學生寢室撫摸、揉捏未成年學生陳思思(2004年X月X日出生，盲人)的胸部及乳房。2021年下半年，劉愛業在校長辦公室撫摸未成年學生周曉若(女，2005年X月X日出生，智力殘疾人)及張陽陽(女，2006年X月X日出生)的胸部。

2022年12月，隨縣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劉愛業犯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禁止被告人劉愛業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2023年5月22日，隨縣教育局行政審批科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經調查，博愛特校存在辦學不規范的情況，已被吊銷辦學許可證。針對博愛特校學生的上學問題，上述負責人回應稱，隨縣還有一所公辦特殊教育學校——隨縣特校，滿足入學條件的學生可以聯系教育局轉入就讀。

“取證”

2022年5月17日早上， 17歲的陳思思戴上了一塊新手表。那是一個小巧的手環式錄音設備，在自幼視盲的陳思思眼里，只能勉強辨認出一團影影綽綽的黑色。

陳思思的堂哥陳均向新京報記者回憶，2022年五一小長假之后的某天，妹妹打來電話告訴自己，她被校長“摸了”。

電話那頭，陳均非常震驚，他特意請了五天假趕回老家，并帶回一只錄音手表。

陳均決定報警，第一步是收集證據，他準備教陳思思用錄音手表“取證”。在老家，兄妹二人反復測試錄音手表的收聲距離，“記住，校長怎么對你的，你要錄下來。”

這所民辦學校的大部分學生是長期住校，少數學生周末回家。在家過完周末后，陳均親自把妹妹送回學校，“我就在外面蹲著，有任何情況立刻給我打電話。”他這樣叮囑。

陳思思告訴新京報記者，返校后的周一早上，自己來到校長劉愛業辦公室索要生活用品。劉愛業的辦公室很寬敞，進門處就是黑色皮質的會客沙發。辦公室里來來往往還有其他人，劉愛業招呼她，“你先等等，我去車里拿個快遞。”

在陳思思的記憶里，那是一個漫長又短暫的上午。她坐在沙發上，仔細摸著左手腕上的錄音手表，反復熟悉錄音鍵的位置。

“校長從外面抱回一大摞書籍，他在辦公桌前一邊拆快遞，一邊自言自語。”陳思思說，她對此習以為常，這所特殊教育學校長期接受社會捐贈，幾乎每天都會收到愛心人士寄來的各種物資。

陳思思告訴新京報記者，等劉愛業忙完這一切，辦公室里只剩下了他們兩人。劉愛業關上門，把她從沙發處拉到辦公桌前，他的手從陳思思衣服下擺里伸進去抓她的胸。情急之下，陳思思按開了錄音手表的錄制鍵。

等陳思思從劉愛業的辦公室出來后，正是上課時間，她沒有回教室，而是徑直沖進廁所給堂哥陳均打電話。陳均說自己反復叮囑妹妹“找個陰涼的地方呆著，千萬不要緊張出汗，你的身上一定有他的指紋。”

五月中旬，日頭正盛，陳思思害怕自己流汗毀掉了“證據”，逃回了與校長辦公室僅一墻之隔的音樂教室。堂哥在電話里告訴她自己大約會在三四十分鐘后趕到學校。

一二十分鐘后，陳均來到學校，他帶陳思思來到宿舍，反鎖上門，詢問當天情況。陳均還帶來了筆記本電腦，他將錄音手表連上電腦，試圖播放錄音“證據”——然而，他發現陳思思操作失誤，錄音內容只有14秒。在這個錄音文件里，除了窸窸窣窣的雜音，沒有任何有效信息。

在宿舍里，陳均報了警，宿舍外的劉愛業對這一切尚不知情，陳均提出要帶妹妹離開，他記得劉愛業不太情愿并試圖阻攔。

當天傍晚，警方帶陳思思去做了身體檢查。根據刑事判決書內容顯示，經隨州市公安局司法鑒定中心鑒定，送檢的“陳思思胸罩”左側內面布料中檢出混合基因型，包含劉愛業、陳思思的DNA分型——這一證據坐實了劉愛業的猥褻事實。

“劉爸爸”與博愛特校

陳思思自幼患先天性眼疾，三歲那年母親去世。2007年，堂哥陳均了解到隨縣有一所特殊教育學校，可以招收像陳思思這樣的孩子免費入學。

在網上，這所名叫“隨縣博愛特殊教育學校”口碑頗佳。校長劉愛業的事跡曾多次被主流媒體宣傳報道過，那些故事塑造了一位極具愛心的慈善人士形象。

媒體曾經報道，2003年，劉愛業創辦過一所技工學校，在隨縣唐縣鎮招生的時候，一位母親拉著他去看家里的殘障兒子，向他哭訴孩子未來該怎么辦。有文章寫道，“劉愛業深受觸動，他發現隨縣無法上學的殘障孩子不在少數，萌生了創辦一所招收殘疾人的學校的想法。”

企查查信息顯示，隨縣博愛特殊教育學校成立于2013年，開辦資金10萬元，劉愛業是唯一的法定代表人。學校登記管理機關是隨縣民政局，業務主管單位是隨縣教育局，經營的業務范圍是肢殘、輕度智障青少年教育及康復訓練。

在媒體報道中，建校之初，劉愛業還沒有獲得政策支持。他自掏腰包辦學，到2014年的時候，200多萬積蓄見了底，他身上常年沒有1000元，靠副業補貼，一家人在學校附近流轉了100多畝土地，種過香菇、土豆、靈芝等，被稱為“為500個殘疾孩子遮風擋雨的‘劉爸爸’”。

視頻里的劉愛業形象慈祥隨和，他為殘疾孩子上課，給他們發放糖果，始終笑瞇瞇地和學生打成一片。這些都讓陳均相信，把妹妹送到這所學校讓全家人放心。

在普通小學讀完五年級，陳思思轉入隨縣博愛特校。這個坐落在安居鎮徐家嘴村的校園原是由村辦小學改建而成，學校面積不大，有110個學生，下至六七歲孩子，上至三十多歲成年人。他們殘疾程度不一，相當一部分存在智力障礙。

不像其他特校按照學制劃分班級，博愛特校只根據學生的情況劃分興趣班，年紀很小或者智力水平很低的孩子上“文化班”，學習簡單的算術、識字和生活自理技能;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肢體殘疾、視力殘疾或者輕度智力障礙的孩子上“音樂班”，學習唱歌和樂器，偶爾還會開設“舞蹈班”。

在很多學生家長看來，與其說這是一所學校，不如說更像一個殘疾人托管機構。年紀大一點、智力情況稍好的孩子負責指定照顧幾個年紀小、智力情況更差的孩子，被照顧的孩子家長會適當給大孩子一點“照看費”，一天10元錢。多位學生和家長都提到過，對于“不受控制”的小孩，老師就用繩子一頭拴住他們的手腕，另一頭則由大孩子牽著。

陳思思帶過三個小孩，巧巧是其中之一。巧巧比陳思思小七八歲，個頭瘦小，她不怎么說話，常常一個人呆著玩陳思思的手機。“她(巧巧)其實很聰明，就是特別嫌人(招人嫌)。”陳思思說，她去哪里都帶著巧巧，表面上看是她在照顧巧巧，但實際上巧巧是她的眼睛。

入學后，陳思思發現，學校并不像宣傳的那樣美好。食堂一年到頭難見葷腥，“白菜、包菜、豆腐、土豆里能搞點肉就不錯了，從開學吃到放假。”陳思思說。

最令她無法忍受的是學校有老師使用暴力。陳思思說，因為巧巧“嫌人”的性格，她多次挨打，打人者是學校一名文化老師，“打起人來特別狠。”學校里另一位女孩也告訴新京報記者，每次洗澡的時候，巧巧身上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碰一下就喊疼。”

林阿月曾在博愛特校當過兩年的生活老師，她向新京報記者介紹說，博愛特校的老師都是本地人，流動性很大。部分任課老師有幼師的背景，而生活老師則基本都是附近的村民和陪讀的學生家長。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師，原是學校的門衛，2019年突然成為了教孩子生活自理和算數的文化老師。

“我這還有一點點印子。”林阿月向新京報記者展示她手腕上隱隱約約的疤。有一次，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師舉著“條子”(細木條)追著一個孩子打，從樓上打到樓下，林阿月不忍心，伸出手去護，“條子”落在林阿月的手腕上留下印子。

不止一個受害者

兄妹倆決定報警后，陳均建議陳思思問問學校里其他女生有沒有遇到類似的遭遇。陳思思才想起，周曉若也是被校長單獨叫去過辦公室的女孩。

她意識到，自己可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周曉若比陳思思小一歲，個子高挑，內向沉默。她的父親早年去世，母親有智力障礙改嫁，監護人是在隨州工作的伯父伯母，周曉若和奶奶住在農村。

大部分時候，周曉若看起來和其他孩子沒有什么區別，但如果跟她說話，她會看著對方的眼睛露出遲疑的神態——周曉若有智力障礙，7歲那年就辦理了殘疾證，當時的殘疾等級是三級，今年換證，她的情況似乎更嚴重了，變成了二級。

陳思思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在報警前的一天，曾經悄悄把周曉若拉在一邊問她，“你有沒有被校長摸過?”周曉若點點頭。

周曉若告訴新京報記者，她還在校長辦公室撞見過其他女孩——同樣有智力殘疾的張陽陽。張陽陽出生于2006年，她的情況比周曉若更糟糕，口齒不清，很少有人能聽懂她在說什么。

周曉若說，有一次下雨天，周曉若想叫張陽陽收衣服，她想起張陽陽被校長叫進辦公室，周曉若徑直推開辦公室的門，看到了坐在劉愛業懷里的張陽陽，劉愛業正在揉她的胸。

陳思思做筆錄時告知了警方周曉若的情況，而周曉若做筆錄時又提到了張陽陽，就這樣，一個接一個的受害人浮出水面。

周曉若做兩次筆錄時，作為監護人的蔣紅并不知情，直到案件進入檢察院，她才得到通知。她對這所學校也甚少了解，只有一次，蔣紅去學校給周曉若送飯，她印象不太好，“學校里亂糟糟的。”

蔣紅感覺到，周曉若的膽子更小了，她常常把自己藏在門背后，走路的步子越來越遲疑，對周圍環境的任何一點異動都很驚恐。

難以說出口的“強奸”

2022年5月17日中午，在陳均報警后，隨縣公安局警察趕到了學校。陳均說，準備離開學校時，一位警察問陳思思，他(劉愛業)有沒有強奸你?陳思思突然哭了，然后點頭，這是她第一次說出自己被強奸。

在陳思思的敘述里，2018年9月，距離自己年滿14歲還差1個月的時候，她經歷了更可怕的噩夢：那是一次課堂上，劉愛業把她叫進了校長辦公室。陳思思進門后，劉愛業關上了門開始摸她的胸，陳思思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的腦海里像過電一般，瞬間空白。

幾天之后，陳思思第二次被劉愛業叫進辦公室。陳思思說，這一次，劉愛業不只摸她胸，還脫去了她的褲子。在筆錄里，陳思思多次提到了“強奸”的經歷。第二次做筆錄是由堂嫂陪同她一起去的，“那次做筆錄的時間非常長，有幾個小時，問得非常細。”陳思思的堂嫂回憶，當時陳思思的情緒很激動，或者說是憤怒，她描述了劉愛業如何掰開她的雙腿侵犯了她。

事后三年，陳思思不記得自己被劉愛業叫進辦公室多少次。有時候陳思思拒絕進入那扇門，她站在校長辦公室門口，“我說你有什么話就在這里說，但校長就會讓巧巧把我拉進去”。在筆錄和她向新京報記者的講述里，劉愛業對她侵犯的場所包括女生宿舍和劉愛業的私家車。

陳思思說，劉愛業會把車停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做那種事”，她從頭頂上疾馳的火車轟鳴聲判斷大致的方位，“那應該是一個類似高架橋洞下的地方。”

博愛特校的很多人都見過陳思思被劉愛業留在辦公室的情況，也知道劉愛業經常開車帶陳思思出去，但是沒人知道緊閉的大門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去年疫情期間，安居鎮徐家嘴村村委會負責給學校的孩子們做核酸，村委會防疫工作人員經常出入校園，一位村干部見過有女孩被劉愛業單獨叫進辦公室，“我當時就覺得可能會出事。”這位村干部事后這樣對新京報記者說。

林阿月告訴新京報記者，她知道陳思思和巧巧常被劉愛業開車載出校園，也看到過陳思思被叫入辦公室，但她沒注意過陳思思到底在辦公室呆了多久。還有一次，她的確在校園里看見了劉愛業摸陳思思的屁股。

陳思思從未向任何人說起自己的遭遇。有一次一位梅姓老師和她發生矛盾要找劉愛業評理，陳思思情緒失控，沖這位老師大喊，“你知道校長對我做了什么嗎?”她始終沒有把“強奸”兩字說出口，只模糊提到自己“被摸”。這位女老師聽完告訴她，“以后校長再叫你去辦公室，我跟你一起。”

陳思思對這句話感念了很久，盡管梅老師并不能保證每天都在學校護著她，但確實陪她進過幾次校長辦公室，劉愛業沒有輕舉妄動。2020年，梅老師離開了學校。

尋找證據

在做筆錄時，陳思思想起，巧巧用她的手機也許拍到過什么。

在陳思思的敘述中，劉愛業做“那種事”并不會避開巧巧，巧巧就站在一邊旁若無人地玩陳思思的手機。有一次，陳思思聽到巧巧的手機里傳出她和劉愛業在辦公室的聲音，她判斷巧巧可能用她的手機拍下了現場的視頻。

回到宿舍后，陳思思試圖將視頻發給包括堂哥在內的人，但由于視盲，她的操作沒有成功。陳思思說，第二天一早，劉愛業找到她們，搶過了手機，“刪掉了視頻。”

在做第二次筆錄時，陳思思遞交了這個手機作為證物，希望被刪掉的信息能恢復。做完筆錄次日，堂哥陳均又提交了陳思思的另外一個手機。但直到案件結束，他們只拿回了陳均提交的那一個手機。

隨縣公安局一名辦案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的確收到了兩個手機，其中一個手機交上來就是壞的無法開機，他們對另一個手機的信息進行了復原，但沒有找到與案件有關的內容。當記者詢問是否只歸還了一個復原后的手機，該辦案人員回應“那就不清楚了，應該都給了。”

巧巧也沒有辦法作為人證。2022年3月，巧巧在老家的一個堰塘意外溺水身亡。據巧巧老家的村書記說，巧巧的父親是聾啞人，在一家電動車店打工，她的母親早亡，巧巧和爺爺相依為命。村書記說，巧巧有多動癥，家人外出得把她鎖在家里，那天爺爺沒有鎖門，巧巧跑出去玩直到晚飯時間還不見蹤影，村里人幫著找，發現了巧巧的遺體。巧巧的爺爺也在去年底去世。

陳均告訴新京報記者，報警后，警方有帶陳思思去做過婦科檢查，顯示陰道瓣有裂傷，但由于報警當天并沒有發生強奸行為，沒能從陰道里提取到劉愛業的DNA。

蔣紅也問過周曉若，除了摸你，校長還有沒有對你做過其他事情?周曉若難以描述具體的行為，蔣紅從她斷斷續續的敘述中得知，劉愛業壓著她，脫了她的褲子，她哭喊著試圖反抗，被劉愛業扇了耳光。

這個細節在其他學生那里得到了印證。37歲患有智力障礙的學生曾志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在隔壁音樂教室上課的時候，聽到過校長辦公室傳來周曉若的哭喊聲。等周曉若走出辦公室，他看見了她臉上紅紅的巴掌印。和所有人一樣，曾志也不知道墻的另一邊到底發生了什么。

據周曉若的伯母稱，周曉若的第一次筆錄是她單獨做的，第二次做筆錄則是由村委會分管婦聯工作的女干部陪同一起去做的。

這位女干部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她陪同周曉若去做的筆錄，辦案人員主要是詢問了周曉若的基本情況，比如殘疾情況、家庭住址，在哪里讀書，還問了一些關于陳思思的事情，整個筆錄的時間非常短，做完筆錄后，她就筆錄材料向周曉若讀了一遍，確認無誤后簽字。

“我陪著去的那次肯定沒有問她本人(周曉若)有沒有被強奸。”這位女干部非?？隙ǖ卣f，“如果問了，我會引起警覺，會跟她奶奶說。”

但周曉若的援助律師說，卷宗顯示，辦案人員詢問過周曉若有無被強奸，周曉若的回答是“沒有。”

據周曉若的律師稱，蹊蹺的是，不同時間完成的兩份筆錄竟然“完全一模一樣”，她在庭上提出了這個疑點，周曉若在筆錄里到底說了些什么?

“她連‘強奸’這兩個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周曉若的伯母蔣紅對筆錄中否認強奸的回答并不認可。直到案件進入檢察院，作為監護人的她和丈夫才得知周曉若出了事。

事發后，蔣紅試圖帶周曉若去做婦科檢查，被多家醫院拒絕。一位婦產科醫生向新京報解釋，類似檢查的確需要由公安機關陪同才能進行，并且“所謂的處女膜完整與否并不與性行為有直接必然關系，也無法用于證明是否被強奸。”

智障人員“作證能力”爭議

根據一審刑事判決書，法院認為，根據在案證據無法證實被告人劉愛業存在強奸的事實，故對二委托代理人提出的應當以強奸罪、強制猥褻罪數罪并罰的意見不予采納。關于陳思思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經查，被告人劉愛業曾在其辦公室內、學生宿舍內實施猥褻行為，但其在學生寢室內實施猥褻行為時無證據證實當時有其他人在場，故其犯罪行為不應當被認定“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委托訴訟代理人的相關意見，法院不予采納。

法院判決，一、被告人劉愛業犯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從2022年5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二、禁止被告人劉愛業從事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工作。

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律師呂孝權認為，涉及刑事被害人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殘疾人員，其陳述效力，肯定不能單獨作為定案根據使用，需要結合其他證據綜合認定。刑事被害人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殘疾人員，其陳述，如果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相適應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至于如何判斷相適應，有賴于全案審查。

呂孝權表示，刑事訴訟的幾個原則，比如無罪推定、罪刑法定等等，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重證據輕口供，可能會跟社會公眾的認知有一些偏差。比如本案中，如果辦案機關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劉某有強奸意圖并已經著手實施強奸行為，強奸罪就不能認定，只能定強制猥褻罪(如果被害人不滿14周歲，定猥褻兒童罪)，疑罪從無。

“不僅是強奸和猥褻犯罪，被害人為智障人士的其他刑事案件中，都涉及到被害人對受害過程的描述不如健全人完整、清晰的情形。”四川鼎尺律師事務所律師萬淼焱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涉及到表達能力有限的被害人“作證能力”的問題，雖然是刑事偵查中的難點，但只要辦案人員以耐心和善意去傾聽，并非不能詳細了解和記錄。

“盲生陳思思多次陳述劉愛業對她有過強奸行為，且第一次遭受強奸時還差一個月才滿14周歲。陳思思雖然視障，但不會影響到她對受害過程的描述能力。”萬淼焱說。

萬淼焱解釋說，根據最高檢指導案例例檢第42號案，明確了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的審查，要根據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特點，按照有別于成年被害人的標準予以判斷。根據經驗和常識，對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陳述合乎情理、邏輯的，且對細節的描述符合其認知和表達能力，并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而被告人的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的，應當采納未成年被害人的陳述，并以陳述為寄出構建全案證據體系。

2023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共十六條，包括明確奸淫幼女適用較重從重處罰幅度的情形;明確強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認定標準;明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加重處罰情節;明確猥褻兒童罪加重處罰情節;明確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適用標準;對強奸、猥褻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醫療費的范圍予以明確。

學校關門

2022年5月18日，劉愛業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劉愛業被捕后沒多久，學校以放暑假的名義解散了一百多個學生。由于走得匆忙，陳思思甚至沒能回學校拿回她自費購買的樂器。

2023年3月下旬，新京報記者走訪了多個博愛特校學生的家庭，在學校關門后，大多數學生沒有去處，終日待在家里。

張陽陽幾乎每天都把自己關在臥室里看電視。她的家是一間破敗的平房，屋子里光線暗淡，也許因為長期不出門，張陽陽的皮膚異常白皙，似乎是畏光，她總是習慣性地用手擋住臉。

張陽陽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但年邁的奶奶并不知道孫女經歷過什么。張陽陽母親很早因為難產去世，她的父親在外地，對這件事了解不多，他不再打算深究。張家未出席開庭，甚至沒有委托代理律師，也沒有收到刑事判決書。

最初一段時間里，陳思思總是做噩夢，她每天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偶爾給以前的同學和老師打電話聊天，讓日子不那么難熬。

曾經，博愛特校是這些殘疾家庭的托底選擇。學校對外號稱費用全免，盡管一些年紀稍大的學生偶爾會被要求交500元、600元的費用，但家長們沒有太多怨言，“至少娃子有個地方能接納他們。”但現在，這個防墜網似乎消失了。

37歲的曾志在博愛特校呆了近十年，現在他和同樣患有智力殘疾的弟弟跟著吃低保的母親住在一起。在曾志很小的時候，父母離了婚，父親退休后長居外地。母親一邊抹眼淚，一邊嘆息兩個兒子的未來不明。她希望給曾志找個掃大街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事發后的一年里，陳思思接到過陌生號碼的短信辱罵她，對方指責陳思思污蔑劉愛業，“要站出(來)解救校長，(讓他)繼續辦校，一個殘疾娃子拖累一個家庭，一百多號娃子，一百多個家庭。”

陳思思再也沒有去過學校。校園被轉租給了一家工廠，還沒來得及正式裝修。曾經的女生宿舍被夷為平地，校園里遍地瓦礫、雜草叢生。

而在企查查、天眼查的公開信息中，這所學校還處于“正常”的登記狀態，盡管早在2019年6月30日，登記證書的有效期已經到期。

2023年5月22日，隨縣教育局行政審批科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經調查，該校存在辦學不規范的情況，已被吊銷辦學許可證。針對博愛特校學生的上學問題，這位負責人回應稱，隨縣還有一所公辦特殊教育學校——隨縣特校，滿足入學條件的學生可以聯系教育局轉入隨縣特校。

校長辦公室被搬空，只剩下一摞紅彤彤的捐款展示牌。那些展示牌是部分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前來學校舉辦捐款活動上的道具，捐贈數額從數千到數萬不等，新京報記者粗略合計，辦公室僅存的展示牌上的捐款金額數字接近百萬元。

不知道是誰在校長辦公室和音樂教室之間的墻壁上鑿開了一個大洞。墻另一邊的音樂教室里，講臺的紅毯上堆滿了雜物，樂器音響都已不見蹤影——除了墻上貼著的音符貼畫，幾乎看不出音樂教室的痕跡。

那里曾是陳思思最喜歡的地方，在音樂中她短暫地逃避這一切。她無法看見，音樂教室的外墻上還刷著一行大字，“讓博愛的陽光播灑，讓愛心傳遍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