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7天，10080分鐘，急診科醫生孫東輝陀螺一樣轉個不停。

2023年第一周，他所在的三甲醫院急診和發熱門診每天涌入1000多人，是平時的一倍多。醫生們相當于不到2分鐘就要接診一個病人。孫東輝耳邊除了醫療器械的“嘀嘀”聲外，聽到最多的就是，“醫生，快來。”

剛給一位老人插上管，孫東輝耳邊再次傳來急救聲。他是某三甲醫院醫生。

“快!患者高燒、暈厥，呼吸心跳驟停!”同事在一旁大喊。孫東輝沖過去，對患者實施胸外心臟按壓。氣管插管、使用呼吸球囊，將搶救藥物通過靜脈注入體內也幾乎在同一時間，一氣呵成。

幾分鐘后，患者從死亡線上回來了。孫東輝舒了口氣。

這是發生在1月1日晚上8點多的一幕。這些在外人看來驚心動魄的搶救場景，對孫東輝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飯。這一個多月來，他所在的急診大廳每天熙熙攘攘，猶如春運。

孫東輝就職的這家三甲醫院，在華北地區名氣頗高，是當地收治患者最多的醫院。疫情政策放開后，醫護人員面臨的壓力更是前所未有。“最近急診和發熱門診每天都來1000多人，是平時的一倍多。”孫東輝說，相當于24小時不停歇，不到2分鐘就要接診一個病人。其中近一半患者超過65歲，幾乎需要搶救。

為了保證這段時間人手充足，醫院將600多名醫護人員“釘”在了急診和發熱門診上，24小時輪班工作，大多人吃住在醫院。新的一年開始了，但對他們來說并沒有什么改變。

2023年第一周，仍有數不清的病人從四面八方涌入急診大廳。

由于沒有足夠的床位，患者們多會自帶折疊床，在急診大廳找空隙躺下，等待醫生問診。陪同家屬一臉茫然地穿梭在密密麻麻的輸液架和氧氣罐之間。

急診大廳溫度很高。隔著N95和面罩，孫東輝能感受到黏稠的空氣吸入鼻腔：“既有病患呼出的氣體，也有消毒水和藥物的味道，太難受了。”

“醫生，快來”

快一個月了，孫東輝一直沒回家。雖然每天只上8小時小夜班(17點-24點)，可他擔心將病毒帶回家，索性吃住在醫院，家里大小事情都顧不上。

這意味著，只要一穿上防護服，就要在8個小時內不吃不喝，也盡量不上廁所。

孫東輝所在的急診科，是全年、全天不間斷接診的部門。新冠疫情以來，他們既要落實防疫要求，又得保證急診質量。防控政策放開后，大家本以為能輕松些，可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陽性患者和有基礎病的人。

正式進入急診大廳前，患者要先在門口預約分診登記、量體溫、測抗原，每一步都有醫護人員陪同。這部分工作多由實習生承擔。完成這些前置程序后，醫生會根據情況，將患者分為5個等級——危急、危重、急癥、輕癥、非急。前三種病癥，救治時間最短不能超過半小時，后兩項則至少要等一兩個小時，甚至4個小時。

確定等級后，危急病人會被送入單獨病房，危重患者則能分到有很多床位的紅區病房，急癥人員被安置在急診大廳一側的黃區病床上，其他人要在大廳里的綠區耐心等待。

也因此，紅區、黃區、綠區的醫護人員會呈現出兩種工作狀態——前兩個區域一直在插管、上呼吸機、心肺復蘇，后者多是查體、抽血、輸液。

孫東輝最擔心的還是那些危急患者，尤其是感染了奧密克戎的危急患者。

1月2日晚上10點多，救護車送來一位發燒且無法自主呼吸的老人。孫東輝和同事接診后，馬上對其進行緊急氣管插管搶救，老人癥狀稍稍得以緩解。隨即，這位老人又檢測出新冠陽性，雙肺已嚴重感染。由于該類老人普遍有基礎病，抵抗力非常差，會給治療帶來諸多復雜性，孫東輝趕緊聯系其他科室進行會診。

剛處理完老人的事，急診又來了一位陽性的主動脈夾層病人。這位60多歲的男性不僅胸部疼痛，血壓也急劇下降。并且，他的胸主動脈隨時有破裂可能，必須馬上手術。于是，孫東輝又趕緊聯系相關醫生。

處理完這名患者的情況，已經24點了。孫東輝拖著疲憊的身軀和大夜班(24點—早上8點)同事交接，按程序脫掉防護服，給自己全身消毒，開始吃飯、洗漱。

真正入睡是凌晨兩點以后了。躺在宿舍的床上，他終于有時間好好看手機——幾乎每次下班，他都能收到幾百條微信，大多是親戚朋友發的，內容無非是咨詢病情或想讓其安排住院。對于詢問病情的人，孫東輝能答盡答，但對想找關系的朋友，他婉拒了。每天處理完這些事情，他才能安心入睡。

按照醫院的制度，孫東輝可以休息一整天。但他白天睡不著，近段時間因為人手不足，他常被急診拉過去幫忙。

下午5點，孫東輝又開始了小夜班。1月3日這晚，他剛接班，救護車就將一名陽性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送到急診。孫東輝馬上為他插管，恢復心跳等生命體征后，又趕緊聯系手術事宜。這個病患才放下，又一名抗原陽性老人過來了。老人說自己突然四肢無力、頭暈惡心，脖子疼痛難忍。孫東輝和同事趕忙安排其查CT、做核磁，發現是多種腦部疾病，馬上又安排手術。

事實上，這些危急病人，孫東輝后期根本不用再管，但有時他會多問幾句。比如前幾天，一個中年女性患者“轉陰”后突發心肌炎，轉入重癥醫學科。

這段時間來了很多“轉陰”的心肌炎病人，孫東輝也想知道到底該怎么治療。他主動問了重癥醫學科醫生，對方說：“給她聯合了IABP(主動脈球囊反搏)和ECMO(人工肺)治療，恢復情況很好。”

了解完情況，孫東輝轉過頭繼續忙手頭的患者，給他們上呼吸機、支氣管鏡、氣管插管、吸痰……站在紅區和黃區的病床前，他耳邊除了醫療器械的“嘀嘀”聲外，聽到最多的便是：“醫生，快來。”

可有時候醫生確實沒法及時趕到——一是忙不過來，二是被防護服包裹的他們，聽力會受到些許影響。孫東輝和同事也總因為沒能及時回應患者疑惑，而被家屬謾罵指責。

他委屈，但也沒辦法，“每個人都有手機，我要敢還嘴，人家一拍發網上，不僅毀了自己，醫院名聲也會受損。”他忍得了謾罵，但有一類事情總讓他揪心——由于平時極少有時間關心家人，很多醫護人員往往直到家人來急診看病時，才知道他們病了。一提到這些，孫東輝就有些控制不住情緒，“作為醫生，連家人都無法保護，我們肯定是失職的。”

1月4日晚，他一個同事的父親到急診看病，這位同事和父親說了不到一分鐘話，門外又來了輛救護車。

車上下來的是一名70多歲的老人，新冠陽性，發燒數日，胸悶氣短。經過檢查，老人不僅肺部有問題，血氧飽和度也在下降。孫東輝和那位同事趕緊給他氣管插管，上呼吸機。

忙完手里的活，這位同事找不到自己的父親了。她打了電話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了另一家醫院，“你們這太忙了，我也沒那么嚴重，你快忙吧。”

掛了電話，這位同事在原地哭了起來。

綠區與折疊床

相比對重癥患者的救治，急診大廳的綠區顯得有些“草率”——這個區域的患者病情相對較輕，更多時間里，他們在等待與忍受。

沒有危急、危重病人需要搶救時，孫東輝經常在綠區待著。由于病患太多，整個區域顯得慌亂嘈雜。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過去，都是黑壓壓一片。護士推著轉運床、配送物資小車，不停在人群中穿梭。

綠區沒有病床，只有些用于輸液的椅子。椅子上永遠坐著人，新來的病患只能自己找地方躺下或坐著。醫生和護士甚至會提醒一些家屬，去醫院附近買張折疊床。

也因此，不斷有人拎著折疊床進來。這種簡易床每個售價100元，有人用完后，會低價出售給其他患者。至于床放到哪里，醫院根本不管，哪里有位置，就塞在哪里。

隨著大量病患涌入，急診大廳、診室走廊、藥房前側、廁所旁邊以及任何一個犄角旮旯，都擺滿了折疊床，床下放著夜壺、洗臉盆、洗漱包和各種顏色的被褥。床上躺著的多是老人，他們大多眼睛緊閉，在呻吟聲中消磨生命，家屬或在旁鼓勵，或呆呆地坐在馬扎上一言不發。

“大多都有基礎病，這段時間過來的，又多是肺部感染。”孫東輝直言，輕癥病人雖然比較好處理，但除了輸液外，很多人也得吸氧、做心電監測。

在綠區的醫護人員絲毫沒有自己的時間——他們只要一出現，馬上會被圍得水泄不通，有人問診，有人讓看片子，有人需要換藥，每個人都火急火燎。

事實上，雖然劃分著綠、黃、紅幾個區域，但在實際工作中早就混亂了。“這里流動性太強，患者病情變化又快，每個人必須有更迅速的處置能力。”孫東輝透露，綠區也有不少危重病人，因為醫院騰不出床位，只好讓他們躺在這里。

這意味著，綠區的醫護人員每天也要面對生命垂危的患者——意識障礙、呼吸衰竭、腦血管病、室顫……這些人不是上呼吸機，就是插著管。

1月5日上午，孫東輝起床后到急診室幫忙。他剛換上防護服，一名老年女性患者被救護車送過來，轉運車旁邊是患者的兒子：“醫生!我媽意識模糊了，能先救她嗎?”

沒有遲疑，孫東輝和同事趕緊將面色發紫、脈搏正消失的患者放到綠區。接著進行胸外按壓、插管、吸氧等一套流程，總算將患者暫時救了回來。

1月6日晚上，再次有特殊病人被送到綠區。這名男性老年患者發著高燒，呼吸困難，血氧度60%。由于家屬不知道老人是否感染新冠，醫護人員只好一邊搶救，一邊做核酸。

插管后，老人轉危為安，核酸結果顯示為陽性。孫東輝和同事稍稍緊張了一下，趕緊叫來工作人員對所涉區域進行消殺。

“我們倒不是怕被感染，主要是感染后減員太嚴重了。”孫東輝說，前段時間，他超過三分之二的同事都陽了，最近大家陸續轉陰后，情況才好一點。在他看來，醫護人員只要感染，來急診的患者就可能喪命。孫東輝至今未感染，但他每天仍然緊張，他不想在特殊時期倒下來。

1月6日晚上10點多，孫東輝一個同事突然低燒。沒等她緩一下，救護車拉來一名70多歲的大爺。大爺意識不清、呼吸困難，血氧度只有50%。

“搶救!”孫東輝大喊了一聲。那位同事馬上打起精神，為患者插管、上呼吸機、心電監護……當患者有所好轉時，他們開始詢問其病史、檢查、安排CT。一整套動作完成后，孫東輝發現那位同事一直在掉眼淚。

孫東輝讓她趕緊休息。“稍等會兒吧，還有好幾個喊著換藥呢!”同事說完，推著配送物資的小車繼續穿梭在綠區人群之中。

剛換了沒幾瓶藥，一名懷孕8個月的孕婦被救護車拉到急診。孕婦在家燒到39.2度，抗原顯示為陽性。沒有選擇，正發燒的護士馬上加入救治隊伍。

孕婦被分流到相關科室后，救護車又送來一名發著高燒的7歲女童。女孩因伴有遺傳病，生命體征不穩定。孫東輝的同事馬上進行救治，并迅速聯系兒科大夫。所有這些忙完，又是夜里12點了。發燒的護士脫掉防護服，走進急診大廳，讓同事為自己掛上了輸液瓶。

大夜班的同事接班后，急診大廳繼續忙碌著。

“醫生，快一點”“血壓沒了，心跳沒了”“趕緊插管”“又來一個”……

為患者搏命

在孫東輝的觀察中，2023年第一周，來急診的人少了些，但總體還是高出之前許多，“目前在急診逗留的，多是其他病癥的陰性患者，陽性人員直接引到發熱門診了。”

而發熱門診和急診一樣忙碌——因為人手不足，醫院臨時抽調了很多科室的人去支援，連口腔科醫生都沒放過。

發熱門診在急診大廳外的角落里，經過此處的人們難免下意識加快腳步。

早期的發熱門診只有30張床，后來增加到50張。這段時間陽性重癥患者激增后，醫院又在其他病房樓騰出近300張床位，用于急診、發熱門診分流過來的陽性病人。

發熱門診也是24小時開診，接待的陽性患者既有發燒、頭暈、胸悶的常見癥狀，還有很多腫瘤、心梗、腦梗患者，以及孕婦和兒童。每天都有上百人需要呼吸機，還有少量人員得用ECOM(人工肺)。

除了發熱門診，孫東輝所在醫院的重癥醫學科也承受著巨大壓力——這個被稱為“生命最后一道防線”的部門，就是公眾常說的ICU。

該科室一位護士透露，“送到這里的病人大多無法自理，我們得24小時照料，稍有不慎就可能讓患者喪命。”近段時間很多醫護人員因此放棄了休息，每天連續工作20個小時早就是常態了。“我最怕聽急診打來的電話。”這位護士說，她只要聽到“呼吸衰竭”“多器官衰竭”“心跳呼吸驟停”等詞語，心里就會一激靈。

這場“戰役”中的醫護人員，沒有誰是輕松的。

孫東輝透露，除了大家熟知的呼吸科外，神經內科、骨科、血液透析科、麻醉科、血庫等也早都被調動起來了。比如，腦血管疾病屬于神經內科，冬季本就是這類病癥的高發期，加上疫情因素，這個科室變得格外忙碌。最近，一位有腦血管疾病的老人突發疾病，他不僅是陽性感染者，血氧度也在急劇下降。最終，急診聯系神經內科后，老人被搶救過來。

再比如骨科。由于陽性重癥太多，該科室很多病房直接改成隔離病區。科室人員每天做的多是轉運病人、交接病歷、整理床位等體力工作。

還有后勤保障人員。孫東輝透露，這段時間，食堂的工作人員每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時以上，凌晨4點起床，早上6點多必須將數百人的飯菜做好。消殺及保潔人員則需要24小時待命，“一桶消毒液幾十公斤，消殺人員幾乎全天在背著。”孫東輝想想都痛苦。

隨著大家普遍陽過一輪后，醫院各部門的人員壓力稍小了些，但他們或將面臨新的壓力。

自 1月8日開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實施“乙類乙管”后，官方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不再對入境人員和貨物等采取檢疫傳染病管理措施，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會實施分級分類收治，并適時調整醫療保障政策。

這當然是基于醫學專業判斷的改變。但也有病毒學專家擔心，在國內疫情尚未過峰的情況下，藥品、醫務人員都較為緊缺，“乙類乙管”可能將對醫療資源造成巨大壓力。

在孫東輝看來，壓力是肯定存在的，他們能做的，就是繼續精細化就診流程。“其實，作為急診醫生，我幾乎感受不到什么(變化)，每天依然忙忙碌碌。”孫東輝甚至可以預見，春節前后，自己不會有私人時間。

1月7日下午5點，他剛接班，已經有6個病人在等他處置了。正要開工，門外又來了一輛外地救護車。車上下來一名40多歲的女子，孫東輝詢問她的病情，她只是一直說，“喘不上氣，喘不上氣”。

孫東輝掃了一眼黃區和綠區，竟找不到一個能讓她躺下的地方。他和急救人員抬著患病女子到處找地方，最終在離廁所幾米處，看到一塊2平米左右的空地，就地進行診治。

大廳外，兩輛救護車呼嘯而來，閃爍的車燈在冬日的黑夜里格外刺眼。

“一周7天，10080分鐘，我們時刻都在為患者搏命。”孫東輝現在最大的期許，就是希望春天趕緊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