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攝影師周孟棋第一次到訪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簡稱“基地”)，他清楚地記得，當日看熊貓的觀眾中，有95%是外國人。“既然有那么多外國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看熊貓，我為何不用鏡頭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看到?”

在此后的31年間，周孟棋共拍攝了約10萬張大熊貓的照片，這也讓周孟棋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知名的熊貓攝影師。

令周孟棋萬萬沒想到的是，在30多年后，去基地看熊貓的人會出現幾何倍數的增長，節假日時甚至需要限流才能滿足游客的正常參觀。和30年前不同，如今幾乎所有的游客都是中國人。

“她們可以叫出每一只熊貓的名字，甚至對它們的樣貌、習性、族譜如數家珍。我拍了30年熊貓，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并不知道它們都是誰。”周孟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成為“貓粉”

周孟棋對2019年前往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拍攝旅日大熊貓“香香”的經歷印象深刻。

“排隊4個小時，看30秒。”周孟棋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稱，上野動物園幾乎一年四季都是這樣的狀態。

幸運的是，周孟棋獲得了在休園日單獨拍攝大熊貓的機會，那天他拍了8個小時。周孟棋還拜訪了上野動物園園長福田豐，他問了對方一個困擾自己多年的問題：“為什么日本人會對大熊貓如此癡迷?”

福田豐向周孟棋講了一個故事。2011年日本大地震時，大熊貓“真真”和“力力”剛剛抵達日本。那段時間，所有人都活在大地震和海嘯的恐慌之中，滿臉愁云，可是大家依然來看大熊貓，排4個小時的隊，出去的時候，每個人臉上都帶著笑容。

福田豐認為，自己找到了動物園存在的理由，大熊貓則是一種能夠治愈所有人的迷人生物。

“尋求被大熊貓治愈，或許是全世界貓粉最初被圈粉的理由。”周孟棋說。

和周孟棋不同，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董其文(筆名)成為“貓粉”的時間并不長。2017年，董其文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參加一個歷史學的會議，在會議間隙，前往圣地亞哥動物園游玩。

“圣地亞哥動物園的人氣很高，游客很多，但是其他動物的展區外均沒有工作人員值守和講解，都是由游客自行參觀，唯獨大熊貓的展區，有專人值守。”董其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大熊貓展區的游客數量和展區的規模，都令董其文大為震撼。“國寶”一詞雖然自幼便知，但從來沒想過，大熊貓在國外會受到如此的“禮遇”，這激發了他系統了解熊貓的興趣。

2017年回到國內后，董其文開始閱讀大量國內外的學術資料，通過關注國內熊貓領域的兩個視頻媒體“iPanda熊貓頻道”和“PANDAPIA”，來持續觀察大熊貓的行為方式。

董其文在互聯網上發現了一個奇妙的群體——“貓粉”。大熊貓雖然作為熊科下大熊貓屬的動物，但熊貓機構仍然稱其為“貓”，粉絲們也就順其自然地稱自己為“貓粉”，這個群體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并且在互聯網中異常活躍。

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目前國內圈養的600多只熊貓中，大約400只熊貓擁有自己的微博超話，而今天這個數字則更多。

央視網iPanda熊貓頻道成立于2013年8月，早在慢直播興起之前，熊貓頻道便開始嘗試7×24小時的“大熊貓慢直播”，之后陸續推出移動直播、短視頻、微紀錄片等，頻道內容持續豐富。2017年2月，伴隨著一則火爆全球的短視頻，熊貓頻道獲得了一次空前的流量“井噴”。

iPanda熊貓頻道副總監郭亞南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稱，那是一段關于大熊貓“奇一”反復追隨飼養員、發出抱大腿“請求”的57秒短視頻。截至目前，那段視頻在海外共獲得了11億的瀏覽量，被稱為“神奇的中國視頻”。郭亞南介紹，熊貓頻道全球總粉絲量超過了5300萬人。

資深貓粉章莉(化名)也是在2017年粉上大熊貓，至今她仍然是“奇一”的忠實粉絲，并在粉絲群體中擁有一定的話語權。

“最初我并不知道我喜歡的那一只熊貓叫‘奇一’，只是覺得在社交媒體中有一個熊貓，腦袋中間有一個呆毛很可愛，后來發現轉來轉去的動圖和圖片都是它，就開始關注它了。”

喜歡上“奇一”之后，章莉就去基地看熊貓，蹲守直播平臺，打理社交媒體，這占據了她業余生活的大部分。

章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稱，雖然對外大熊貓的粉絲被稱為“貓粉”，而在粉絲群體內部，她們更愿意稱自己為“親媽”。

董其文表示，無法準確統計世界上和國內到底有多少貓粉，只能通過各個平臺中的粉絲流量來大致推算其群體人數。董其文認為，廣義的貓粉是指經常以熊貓的視頻、圖片作為一種娛樂方式的人。這個群體的很多人，都會關注“iPanda熊貓頻道”。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在疫情前的某次行業會議中，曾有代表提到，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大熊貓粉絲數量約為1300萬至1600萬人，其中約70%為女性。

“不能說完全沒有男性粉絲，但是比例遠遠低于女性，在圈內，習慣稱男性大熊貓粉絲叫‘黑爸’。”章莉說。

“有組織有紀律”

劉玲(化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自己成為“貓粉”已經接近10年，由于家在成都，如今經常前往基地觀看大熊貓。在劉玲看來，自己最初追“熊貓”和現在粉絲們追“熊貓”的樣貌已經發生了改變。

劉玲最早也是通過熊貓頻道關注到大熊貓，“最開始只是單純覺得大熊貓很可愛，線上直播給出了很多不同的視角，這些視角是在線下無法看到的。”因為在線上喜歡上了大熊貓，轉而前往線下，“那個時候基地的觀眾沒有現在這么瘋狂。”

后來，劉玲注冊了社交媒體賬戶，經常將自己在線下拍攝的熊貓照片和短視頻上傳到自己的賬戶中，很快她找到了大量同好。

“她們給我點贊、評論、加我好友，并且留言希望我下次去現場的時候可以拍攝xx熊貓。”

當劉玲加入了貓粉組織，并關注不同大熊貓的超話一段時間后，她發現，在貓粉組織內，有比較清晰的組織架構，有負責修圖的，有負責打榜的，還有負責打架的。

“每天規定時間必須發送多少條內容，高清圖多少張、視頻多少條，并且要求越來越高。”

而真正讓劉玲感到不適的，是不同貓粉之間無休止的爭吵。“我家貓最好看，別人家的貓都是丑八怪。”這樣的沖突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大家一下子變得戾氣很重，點火就能著。”

隨著組織不斷壯大，集資、打榜、組織線下活動的頻率也越來越高，費用從每次人均10元，最后慢慢發展到每人每次繳納500元，而這些活動，也從為自家大熊貓“打Call”應援，逐漸轉變成拉踩其他家的大熊貓。

劉玲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曾經一次活動群內希望籌集到超過30萬元。當劉玲拒絕繳納活動費用后，被群主踢出了群。

章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稱，自己所在的“奇一”粉絲群體，目前仍然保持相對理性，一方面是由于“奇一”走紅的時間較早，如今已經是“過氣網紅”，流量和關注度明顯不如“和花”這樣的“新晉網紅”;另一方面，群體中平均年齡較高，大部分成員有穩定的職業和工作。

“熊貓并非如藝人一樣獨立存在，貓粉通常會粉某一個固定的貓，順便粉上它的親戚。但即便是親戚的粉絲之間，也會出現不和的情況。”

章莉說，很難說在大規模貓粉爭斗的過程中，是否有專業的飯圈粉絲在操作，但是從目前來看，確實有越來越專業的樣貌。章莉聽說過一句話，“粉明星藝人，他們經常翻車，但是粉熊貓，它永遠不會翻車。”

章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了自己認識的一位貓粉。“這個人最初就是普通的貓粉，為了追大熊貓，她在成都經營起來一家民宿，很多貓粉都住過她家的民宿。”

“隨著貓粉隊伍越來越大，她去基地直播，并且開通了打賞，每場直播活動收益不菲。再后來，她自己打樣制作熊貓玩偶周邊，并在群體中銷售。”章莉說。

5月22日，北京動物園大熊貓館，主播在對大熊貓萌蘭進行直播。圖/視覺中國

關于前娛樂圈的職業粉絲是何時入侵“貓粉”群體的，《中國新聞周刊》詢問多位行業專業人士，均未得到結論。

一位藝人經紀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職業粉絲們往往有著較為清晰的職業規劃，通過娛樂圈的多年磨煉，對于飯圈的運行模式和話語方式都非常熟悉，甚至清晰地知道變現和離場的時機，并且隱蔽性很強。

在董其文看來，貓粉主要形成于以微博為主的網絡空間，但對于現實社會的影響正在與日俱增。“在根本上，這是因為貓粉所關愛的熊貓是現實中活生生的個體，這些人的關切必然會溢出網絡空間，與熊貓機構、動物園之間的關系必定是充滿張力的。”董其文說。

重大公關難題

在董其文看來，部分貓粉對于熊貓的感情，如今已經從“愛好”發展成了一種深沉的“愛”，但這種感情主要表達為一種擬構的母子(女)關系。部分貓粉將自己的“心上熊”視為“寶寶”，亦即精神性的“子女”。她們對于熊貓的付出，主要表現為密切的關注。

“當貓粉將熊貓視為子女后，動物園和保育機構就相當于學校。如果學生在校期間習得了某種不良的習慣，家長就有可能投訴學校，表現形式是貓粉要求動物園加強對于熊貓的‘行為訓練’，要是學校被懷疑嚴重侵犯了學生的權益，家長就更得發起投訴與抗議了，表現形式是抗議動物園虐待熊貓。”他說。

而當貓粉認為熊貓機構沒有及時發現熊貓的疾病，或是認為獸醫的治療效果不佳時，矛盾則會更加尖銳。董其文研究證明，貓粉們雖然日常關心自己的“心上熊”，但當認為熊貓福利遭到侵害時，她們經常互相支援，甚至一起加入投訴的隊伍中。

2018年初，貓粉們與基地曾經發生過一次正面交鋒。“大熊貓出現螨蟲眼”上了熱搜。當年1月24日夜，基地作出回應，部分大熊貓確實存在眼周局部脫毛，目前正在積極確認病因;同時對“虐待大熊貓”的質疑也進行了澄清。

基地表示，已經將臨床癥狀最嚴重的三只大熊貓進行麻醉，刮取眼圈部皮膚樣本，送到四川農業大學寄生蟲實驗室進行蠕形螨PCR檢測。大熊貓眼圈部皮膚因采樣被刮取，所以部分網友認為是脫毛加重。

在這個聲明后面，基地針對“向網友發布律師函”“萌蘭患病得不到治療”“萌萌健康堪憂”“違規操作收費抱貓”“官方微博關閉評論”等多個問題進行了澄清。

但在“貓粉”們看來，這些澄清仍無法消除貓粉們的疑慮。“基地熱線一直處于偶爾能接通的情況，即便接通了，對方也只是表示記錄下了我們的反饋，從來沒有回應。”章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樣的結果導致雙方間不信任的加深。

除了大熊貓可能存在的健康問題外，飼養員們是否努力，上心，富有愛心和親和力，也是“貓粉”們重點關注的環節。

在貓粉們看來，北京動物園飼養員“徐姥爺”“穆叔”以及基地的“譚爺爺”、韓國愛寶樂園的飼養員“宋爺爺”，都是極好的熊貓飼養員，他們溫和有愛心，并且樂于和貓粉互動。相比之下，相對“高冷”和“沉默”的飼養員，則往往會被貓粉認為不溫和，并且被認作可能成為“潛在傷害熊貓”的對象。

“我國的大熊貓保護和研究工作，在前幾十年中，科研人員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生物和醫學方面，可以說是成功了，如今熊貓機構面臨的就是人的問題，人永遠最難對付的。如何應對極端粉絲，如今已經成為了熊貓機構的重大公關難題。”董其文說。

針對近期出現的一些有關大熊貓的輿情，在郭亞南看來，一方面是大家出于對大熊貓的喜愛和關心，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網友對大熊貓這個物種的了解不全面，以及對飼養機構存在一定誤解。“熊貓+科普”一直以來就是熊貓頻道努力的方向，除了在慢直播中增加互動、移動直播中穿插講解之外，熊貓頻道還將“貓粉”們普遍關心的問題單獨做成訪談節目和科普視頻，“希望我們能夠給大熊貓粉絲提供更多的科普知識和全面報道，大家一起正確地關愛關注珍稀動物。”

沉默的另一方

在科普作者米樂看來，真正讓自己擔憂的是，貓粉們日常有很大一部分會因為自己的情緒和偏頗的認知，去攻擊熊貓機構，甚至不惜造謠來獲得認同和關注。

“幾乎國內所有大熊貓的機構，都遭受過貓粉不同程度的沖擊。”中國某動物園一位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在極端貓粉的眼中，自己家的寶貝，就要吃最多的竹筍、有最多的玩具、有最好的照顧，每天要在固定時間進食，昨天上午9點吃了蘋果，今天上午9點沒吃，就說明動物園虐待了它。有的熊貓比較挑嘴，給到的竹子啃兩下就丟掉了，這本身就是熊貓的正常情況，但是在貓粉看來，給熊貓竹子不吃，就一定是竹子的問題。” 該動物園負責人頗感無奈。

“真實的情況是，為了讓大熊貓有更接近野生環境的自然行為展示，每天進食的食物類型、數量、甚至是時間都是不固定的，固定下來反而容易使其出現刻板行為，但這些內容，貓粉們不愿意接受，他們認為是機構的借口。”米樂記不清楚自己在互聯網上多少次重復過相關的內容，但是收效甚微。

今年4月，一條關于大熊貓“暖暖”被飼養員用竹竿催促回家的視頻在網絡流傳。4月17日，針對網傳視頻，南京紫清湖野生動物世界發布致歉信稱，涉事飼養員立即停止工作，且永不允許其在該園飼養大熊貓。

對此，前述受訪動物園負責人表示，在完整地觀看貓粉發布的視頻之后，自己認為，飼養員絕無虐待大熊貓的行為，因為這樣的原因最終被調離了崗位，飼養員的正常工作是受到了影響的。

不僅如此，該負責人表示，“貓粉”并沒有轉化成其他動物的愛好者，在機構觀看熊貓的“貓粉”，絕大部分并不會抵達其他動物的展示區。

在米樂看來，人們喜歡大熊貓，無可厚非，但是喜歡一種動物還是應該對其本身有更多的了解和學習，因為喜歡而導致的非理性的行為，最終嚴重影響到熊貓保育機構的正常工作，這就變得不能接受了。

在董其文看來，當貓粉數量逐漸增多，會對熊貓機構形成某種程度上的“監督”作用，也并非是壞事，會使得機構對于自己的行為和日常飼養工作，更加規范。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除了基地外，部分熊貓機構也曾經面對貓粉嘗試過正面溝通，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說不了兩句，就大聲吵起來，最后變成辱罵，無論怎么解釋，對方都認為我們在說謊。”前述受訪動物園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每天在高輿論壓力的環境下，大熊貓的飼養員承擔著極高的心理壓力。部分動物園給飼養員下達了明確的規定，無論游客對飼養員產生怎樣的言語行為，飼養員都必須要做到不回應，不反饋。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熊貓飼養員遭受網絡暴力。

當處理這樣的事情產生大量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之后，部分熊貓機構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目前的輿論環境之下，熊貓機構無法和貓粉在現有方式中找到有效溝通的機制，“最后只有一個辦法，不說話。”但這在極端貓粉眼中，都會被視作“默認”或是“回避”。

當絕大部分熊貓機構選擇“閉嘴”了之后，互聯網上就只剩下米樂這樣的科普作者偶爾對極端貓粉進行規勸，“小仗數不清，大仗年年有”這幾乎變成了米樂業余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起初，貓粉們對米樂進行單純的攻擊，慢慢米樂發現，有一些貓粉聽進去了自己的話。“有的人前一天還留言罵我，第二天給我留言說自己想明白了，跟我道歉。”

“0和1總是有區別的，所以雖然他們罵我罵得很難聽，但是我還是覺得我的工作有價值。”米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幾年下來，自己拉了一個群，群里現在已經有近百名成員，相當一部分是經過自己和其他理性貓粉講解和普及后，轉變觀念的貓粉，這在米樂看來，實屬不易。

“他們現在仍然熱愛大熊貓，但是不會再做出過激的行為和言論了。”米樂說。

治愈和釋放

博主祝佳音曾發文表示，區分貓粉和極端貓粉的關鍵點不是“特別愛熊貓”，而是 “通過塑造共同敵人，并與其作戰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熊貓的愛”。

隨后祝佳音寫到，“在這個過程中，毛茸茸的熊貓既是被保護的對象，也是用來合理化情緒噴涌的道具和符號。在大部分與之相關的發言中，能看到很明顯的受害者敘事風格：我粉的熊貓被欺負了，咱們要為熊貓伸冤，被塑造的共同敵人一般是飼養員，動物園或其他熊貓。這招并不僅限于熊貓，而具體到熊貓，我其實覺得這更多是一種焦慮釋放。”

有專家分析稱，大熊貓的走紅是一場人們對“萌文化”的消費，與卡通玩偶不同，在圓滾滾的身體中，每一只熊貓都有自己的可愛與獨特之處，從心理學角度來說，人類與柔軟、多毛、圓潤的物品帶有天然的親近感，這些特性組成了人們對“萌”的審美取向。這也是人們在社會壓力下產生的一種成人兒童化現象。面對快節奏社會，人們試圖通過對熊貓的追尋重拾無拘無束的“童年狀態”，從中獲得治愈感與幸福感。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在貓粉的群體中，有一部分粉絲更關注圈養大熊貓本身。他們并不關心大熊貓這一物種未來命運和物種價值。

2010年8月，大熊貓繁育技術委員會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全球大熊貓種群數量已突破300只大關。圈養300只熊貓的目標一旦達到，說明大熊貓物種在100年內能保持90%以上的遺傳多樣性。在300只圈養數量的基礎上，大熊貓可以通過自我維系、自我繁殖來繼續繁衍下一代，從而不會滅絕。

2021年10月，國家林草局發布消息稱，全球圈養大熊貓種群數量達到673只，僅僅十年，數量便翻了一番。

同年，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白皮書顯示，40年間，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從1114只增加到1864只。

隨著圈養的數量不斷增加，未來如何妥善安置大熊貓將會成為新的問題。

在部分動物保護者和科普作者看來，圈養大熊貓和野生大熊貓目前受到的關注度明顯不同，呼吁貓粉更多地關注野生大熊貓生存狀態和棲息地保護情況。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蓉曾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我國大熊貓的野化放歸工作目前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放歸野外的圈養個體數量尚少且尚未產崽，還需要繼續努力才能對孤立小種群復壯發揮積極作用。

在侯蓉看來，大熊貓的保護包括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兩種主要手段，而遷地保護目標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建立可自我維持的圈養種群，第二階段的目標是放歸野外，復壯野外孤立小種群。對于野生大熊貓來講，目前面臨的最大威脅在于棲息地破碎化。

“我們常說保護大熊貓，其實并非是保護大熊貓這一種動物，而是保護大熊貓所生存的完整的生態系統，需要加強棲息地保護，增強棲息地的連通性。但是大熊貓的棲息地并不是孤立的，它和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如果想要真正實現讓野生大熊貓能夠永久生存和繁衍下去的這個目標，就需要更好地保護大熊貓的自然棲息地。”侯蓉說。

美國生物學家喬治·夏勒曾經在自己所著的《最后的熊貓》一書中提到，“熊貓歷經演化而生存在今天的世界，并不是為了取悅人類”。

但董其文看來，如今人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圈養大熊貓就是為了人類而服務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自發組成群體，對其日常生活進行討論、分享、發布，并且持續給予高度關注，或許是當下社會中必然出現的情況。”董其文說。

至于仍在野蠻生長的貓粉，社交媒體基于流量，選擇了接受;熊貓機構基于安全，選擇了沉默;科普作者基于理性，選擇了戰斗。只有熊貓基于本能，選擇了繼續吃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