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吳謝宇弒母案在福建高院二審開庭。在此之前，他一審被判死刑立即執行，隨后提起上訴。在二審中，吳謝宇依然表現出強烈的求生欲望，哭求法庭給他一次機會，用余生來贖罪。二審辯護律師申請為吳謝宇作司法精神病鑒定，但法庭未當庭作出是否啟動的決定。

除此之外，辯護律師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辯護理由，擴大性自殺。吳謝宇的行為是否屬于擴大性自殺?如果認定為擴大性自殺，是否會影響他的刑事責任?吳謝宇弒母的行為，是否必須用死刑立即執行來體現報應?這些問題，都是本案主審法官要直面的，也值得我們思考。

一、擴大性自殺

擴大性自殺一般是指自殺者在抑郁情緒的影響下，考慮到自殺后親人的不幸或痛苦，從同情和憐憫的角度出發，先將親人殺死后再自殺。不久前媒體報道，某地一母親用繩帶將自己和女兒纏縛后，投河溺水身亡，其中兩個女兒大的8歲，小的年僅2歲。此案后續調查還在開展，如果查明母親本身嚴重抑郁，那這種情況就符合擴大性自殺的表現。

擴大性自殺會給案件偵辦帶來兩個問題：一是有人死亡，需要明確案件性質，確定是自殺、他殺還是意外。二是當自殺者自殺成功時，需要確定死亡的先后順序和真實原因;而當出現自殺未遂的情況時，又需要對自殺者的精神狀態做出司法鑒定。在吳謝宇案中，如其所述，還出現了“自殺者打消自殺念頭”的情形，此時，對他的精神狀態認定就更加復雜了。

一般而言，擴大性自殺的行為人在殺人前一定存在強烈的自殺念頭，這是判定此類案件性質的重要依據;而在殺人后隨即自殺，則體現了擴大性自殺案件的內在邏輯。畏罪自殺與此不同，兇手在作案之前并不存在強烈的自殺念頭，作案后也不一定會立即自殺，往往走投無路了才會選擇自殺。

反觀擴大性自殺的當事人，在案發前可能多次嘗試自殺或準備遺書，同時在殺人后自殺意圖堅決。當然，也有關于抑郁癥患者攜子自殺時，因看到孩子拼命掙扎而突然醒悟，進而搶救孩子并放棄自殺的報道。無論如何，強烈的自殺念頭至少持續到殺人時是擴大性自殺的一個重要特點，把握這個特點才能避免放縱犯罪。

國內通說認為，對于患有抑郁癥的擴大性自殺者，其實施犯罪是在強烈的自殺念頭與病理性抑郁情緒支配下進行的，其辨認、控制能力下降或喪失，因此可評定為限制責任能力或無責任能力。在司法實踐中，也有多起判決做出了對行為人有利的認定。那么，吳謝宇的行為是否構成擴大性自殺呢?

根據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被告人吳謝宇悲觀厭世，曾產生自殺之念，其父病故后，認為母親謝某某生活已失去意義，于2015年上半年產生殺害謝某某的念頭，并網購作案工具”。在一審中，吳謝宇稱，自己與母親相處的過程中長期處于壓抑狀態，他想自殺，又因為擔心“自己先走了，母親會崩潰痛哭”，于是殺害母親。這些細節基本符合擴大性自殺的特征，因為擴大性自殺又名“家族自殺”，行為人殺害的往往都是自己最親近的人，比如子女、配偶等，往往出發點都是“我死了，你也受罪，你也好不了，不如一起去死”。

但吳謝宇的另一些行為，又與典型的擴大性自殺矛盾。比如，一審公訴人曾經問他為何要在入戶門口裝攝像頭和報警器，他供認說是為了觀察何時被人發現，被人發現他就打算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擇機自殺的心態與擴大性自殺并不吻合。根據他的陳述，在得手之后，他突然“頓悟”，失去了自殺的勇氣。這也使得擴大性自殺的認定有一定難度。

辯方辯稱，一些精神障礙者遇到重大事件時，患者會突然清醒，終止自己的危害行為。這理由不假，前文也提到抑郁癥患者攜子自殺時突然清醒的例子。但是吳謝宇為何“頓悟”，為何清醒?為何在犯罪過程中如此心思縝密，并且體現出極強的反偵查意識?這是不是事后找理由?他現在如此強烈地想活，是否真的曾想過要自殺?他的求生欲望是一向如此，還是因為母親的死亡激發的呢?這些疑問還需要進一步證明。

二、吳謝宇案發時的精神狀態

千古艱難唯一死，吳謝宇在入獄之后渴望生，在弒母之后也沒有選擇自殺，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在事后判斷他的行為是否屬于擴大性自殺的時候，自殺本身就成為重要根據。因此，他在案發后表現出的自私和怯懦，他的逃亡和茍活，呈現出與擴大性自殺不相吻合的特征。

吳謝宇弒母，到底是不是擴大性自殺呢?這個辯護理由很重要，但也可以說“意在沛公”。因為二審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是，吳謝宇在案發時重度抑郁癥發作伴精神病性癥狀，作案時辨認、控制能力下降或喪失。我理解，這個辯護意見兼顧了被告人的精神狀態和犯罪心理。也就是說，即使法庭不認定擴大性自殺，也應該考慮吳謝宇當時的精神狀況。這是在一審判決中也確認的“悲觀厭世，曾產生自殺之念”，這個事實可能會對吳謝宇的刑事責任產生影響。

吳謝宇案發當時的精神狀態到底如何?是否需要對他做精神病鑒定?這是從一審開始就被反復討論的問題。二審辯護人申請對吳謝宇做精神鑒定，有個重要原因是其父親家族有精神病史。對此，檢方確認吳謝宇的兩位姑姑分別患有精神分裂癥以及智力障礙，但根據有關證人的證言證詞，檢方認為上述兩位親屬的精神病癥是外力刺激所致，而非家族遺傳，因此不建議多此一舉。

檢方不愿對吳謝宇啟動精神鑒定，是可想而知的——一旦鑒定意見有利于行為人，他就有可能不負刑事責任或者限制刑事責任。這樣一來，鑒定人和法官就將面臨來自案件當事人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但一般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有醫院門診、住院病歷記錄證明有精神異常史的;或者有精神病家族史的;或者雖沒有明確病史，但有證人反映其明顯異于常人、頭腦笨拙、動作幼稚、有抽搐史等的，再結合行為人的目的、動機、方式、過程有悖常理，一般應當啟動精神病鑒定。再看吳謝宇案的情況，兩位近親都受外力刺激導致精神病癥，這個概率未免也高了點。從常理看，可以啟動精神鑒定。

其實從醫學角度來說，持續抑郁的人因受到特定事件的刺激，導致抑郁情緒急劇加重而做出殺人和自殺舉動，可以說是事出有因。而在法律的層面，如果行為人本身的主觀惡意不大，且造成的社會危害較小，給予過重的刑罰既不利于對其改造，也不利于社會示范。

三、可殺可不殺嗎?

吳謝宇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二審是否有可能改判為死緩加限制減刑，是否也能體現刑罰相當呢?我國的死刑政策是——雖然還不能廢除死刑，但應逐步減少，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為什么還不能廢除呢?這可能是死刑唯一的正面意義，它能實現報應從而平復受害者及其家屬的仇恨。

減少死刑的第一個理由是實用主義的，那就是死刑可能會錯殺。當然本案沒有這個風險。

第二個理由還是功利的，就是威懾犯罪的關鍵在于懲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懲罰的強度。壞人是要懲罰的，可以用自由刑去罰，嚴重的可以無期加限制減刑，但是沒必要用死刑。因為死刑本身并不能有效地震懾犯罪，換言之，殺人殺不出敬畏心。但這一點和人們的直覺并不相符。大部分人仍然覺得，只要多死一些壞人，這個世界就會變好。在吳謝宇案的評論中，也有大量的聲音說“謊話連篇趕緊殺了”。

第三個理由，就是死刑本身的正當性，這個問題見仁見智。總之，我國《刑(八)》廢除了13個罪名的死刑，《刑(九)》廢除了11個罪名的死刑，我國的死刑政策就是要確保死刑這一最嚴厲的刑罰，真正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不堪教育改造的犯罪分子。那吳謝宇是這樣的人嗎?

從媒體刊登的吳謝宇獄中來信和母親生前日記可以看出，吳謝宇的原生家庭負擔很重，父親家族貧窮又有精神病史，母親家族貧窮父母都是盲人。這兩個人都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學生，需要承擔照顧整個家族的重任。吳謝宇只能依靠學習來出人頭地，但父親的去世成為影響他和他母親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那時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自我毀滅的不歸之途”。開導母親似乎是吳謝宇難以完成的任務。面對無力掙脫的控制與壓力，只有死才是解脫。

也許這個故事原本的結局是吳謝宇弒母后自殺，由是成為一場匆匆謝幕的悲劇。然而吳謝宇并沒有去死，他逃亡并茍活于世，即使在法庭上，他也哭著求法官讓他活著贖罪。故事變得失控，說好去死的人沒有去死，讓我們不得不一層一層剝開洋蔥，發現人心和社會最深處的秘密。

故事還有另一個更傷感的情節。在吳謝宇的獄中來信里，他提到，他作案后才慢慢意識到，當他陷入絕望時，母親其實正在慢慢走出來。母親的鄰居說，在出事之前她的狀態正在好轉，“我跟她聊天，整個人的精神已經有變化了，講話時的語氣都比較輕松”。有位網友評論說，這才是本案讓人感到最絕望和最無力的時刻。我同意這個判斷，如果時光能重來，是否能夠告訴那個少年，“別放棄，其實你還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