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打工”，正在成為當下最熱門的職場話題之一。自去年以來，香港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建筑、餐飲、護工等行業尤其缺人，“洗碗工月入兩萬、外賣員月入三萬、建筑工日薪2600元”，這類消息傳到苦于找工作的內地年輕人耳朵里，激起了他們去香港打工賺錢的念頭。

但去香港打工，要跨過一道“窄門”，最大的困難是獲得赴港的合法身份。為此，許多人寄希望于中介，有的還被騙了不少錢，還有人尋路無門，冒險“打黑工”。但去了香港才發現，“香港賺錢香港花，一分別想帶回家”。

好在，香港也正敞開懷抱，降低了對高層次人才來港的要求。但在輸入外勞上，一直處在搖擺狀態，沒有實質性的政策落地。許多人還在等待，也有人已經看清，撥開香江彼岸的綺麗幻夢，等待他們的依然是殘酷的生活真相。

香港嚴重缺人，打工人躍躍欲試

10平方千米的香港九龍城區，容納了38萬人口，抬眼望去，四處皆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樓，這里的每一寸空間都是金貴的，容不得浪費，一旦有房屋空閑，新來的務工者會迅速補位填滿。

前段時間，林喬喬感覺自己的社交賬號就像九龍城區一樣，“快要擠爆了”，她分享了一篇在香港做車展兼職的筆記，每天640元港幣(約合人民幣576元，港幣對人民幣匯率為0.9)的收入打動了不少求職者，“香港工資真這么高嗎?”“怎么能來香港打工?”詢問私信不斷涌來。

保姆、護工、美甲師、服務員是詢問者最常提及的職業，有人問：“在香港做建筑工人，一個月能掙上四五萬嗎?”林喬喬特意去查了新聞，發現在2022年，混凝土工人的日薪就已經漲到2600元港幣，這讓她有些咂舌，“沒想到這么多人想來，也沒想到真這么賺錢”。

24歲的趙鹿就是為了賺錢來的香港。2022年底，疫情防控政策剛剛放松，她就開始拜托親戚留意工作機會，1月初，香港與內地恢復首階段免檢疫“通關”的第三天，她帶著全部行李踏上高鐵。過去兩年，去香港打工的念頭始終沒斷，礙于疫情，她總想著再等等，可現在，她不想再耽誤一分鐘。

“第一次感受到我挑工作，不是工作挑我的快感”，幾乎沒費周折，趙鹿就得到了一份面包店店員的工作，“簡歷都沒用上，面試只是問了有沒有經驗，粵語和普通話的水平如何”，而每月一萬五千元港幣的薪資，再加上營業獎金和全勤獎，比她在東莞內衣廠做質檢員的薪資足足高了一倍。

店鋪坐落在銅鑼灣商圈，小小的店面干凈明亮，暖洋洋的燈光打在玻璃柜上，新烘出的糕點散發著香甜氣息，和工廠中四處彌漫的膠水味道完全不同，最讓趙鹿滿意的是，“總共一萬七千元的薪資只是學徒待遇，烘焙技術熟練后，工資還會再漲”。

趙鹿的務工順利，某種程度上也是香港“用工荒”的一個側影。據香港統計局統計，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等問題，2022年第四季度香港本地勞動人口僅有346萬人，比兩年前減少超10萬人，預計4年后，香港會出現17萬的勞動力缺口。

“用工荒”的現象在建筑行業最為明顯，今年2月香港建造業議會公布的《建造業人力預測報告》顯示，目前熟練及半熟練工人的缺口約1萬至1.5萬人，到2027年，缺口最大將達到4萬人。而在通關后，逐漸恢復的旅游、飲食、酒店、零售業也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甚至有中小企業因此關門。

在燈光璀璨的銅鑼灣走上一圈，幾乎每家店鋪門口都貼著招工啟事，趙鹿看到普通服務員的薪資都是一萬五千元港幣起步，專業銷售員則能達到兩三萬元，同時還擁有輪休、年假、勞工假等福利，相比于東莞服務員四五千元的月薪，和短缺的休息日，這里的待遇顯得極具誘惑力。

但想來香港務工，不是件容易事，需要有勞務簽證，往往是一些實在缺乏人手的行業才會定向輸入勞工。因為父親是香港人，雖然父母離婚后趙鹿和母親在內地生活，但她也擁有香港身份證，才免去了辦理內地來港務工手續的煩惱。出發來港前，她沒敢告訴太多人，只答應幫同宿舍的幾個朋友問問工作機會，可用工方基本都是皺皺眉頭，“不是我不想，申請工作簽注好麻煩啊”。

由于勞動力持續短缺，引進外地勞工一直是香港政府爭論的重點問題，此前香港最大勞工團體工聯會多次公開表明反對輸入外勞，稱“打工仔”處于弱勢，勞工福利無改進，才使部分行業人手不足。但在3月29日，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政府會在優先保障本地工人就業的情況下，針對明顯人力不足的行業，積極考慮輸入勞工。

看到新聞后，趙鹿立刻轉發給朋友，“雖然還不知道具體政策，什么時候落地，但看樣子，今年肯定會有改變”。而朋友更加興奮，立刻買了課程，重新練習英語口語，“想要找到高端的銷售工作，英語是必須要過的一關”。

赴港窄門

通關后，赴港打工從未像現在一樣有吸引力。在內地的社交媒體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赴港攻略和咨詢，很多人還把被中介騙了的經歷分享出來，告訴大家如何識別避坑。但是，在數倍薪資的誘惑力下，苦于身份的限制，還是有很多人不得不委托給中介，或者靠同鄉引薦前往香港。

香港缺的也不止是勞務工人，對于很多內地優秀畢業生和精英白領來說，現在赴港工作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2022年秋天，張荔下定決心要前往香港工作。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她在朋友圈刷到一篇悼念文章，里面寫道：“xx年僅45歲”，她的思緒順著這句話發散，“如果現在去面試，HR肯定會問我婚育打算，會說你已經32歲了，以此壓低薪資，但如果我去世了，所有人都會惋惜，我才32歲”。

那段時間，張荔剛剛熬過上海封控，沒失業，沒生病，親友也無事發生，“是中年人難得的平靜時光”，可“再過幾年，換工作都是難關”。她認識一位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姐姐，被裁員后，因為超過40歲，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先回家帶孩子，想到這些“前車之鑒”，她還是免不了焦慮。

香港是她精挑細選后的工作地，她曾做過和香港合作方對接的電商業務，了解那邊的職場，“薪資肯定是更高的，晉升渠道也更明確，而且非常看重經驗，年齡反而不是問題”。比起去國外，在香港也更方便照顧家里，“將來可以把母親接到廣東江門，她在那邊工作過，環境好，房價不高，適合養老”。

這或許是一場難得的“雙向奔赴”，相比于針對外來勞工政策的模糊，香港吸引專業、高端人才的決心更加明確。2022年10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方便高學歷、高收入者來港工作生活。2023年1月，香港政府又取消了優才計劃的申請名額限制，可逗留時間也從2年調整到了3年。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想要赴港工作，先要“卷過一道窄門”。目前內地前往香港工作可以通過留學、專才、優才等方式，其中優才采取計分制，正是這些分數，讓張荔對照著表格，“越算越悲哀”。

“沒有博士學位，少20分;工作經驗少于10年，少10分;沒有隨行配偶和子女，少10分;沒有世界前100強大學學歷，少30分;不在人才清單中，又少30分......”過往的人生以分數形式殘酷地列在眼前，張荔關上表格，“算了，優才卷不過”。

而想通過專才方式前往香港工作，需要先找到香港工作，由雇主證明務工者是公司急需人才，才能辦理工作簽注手續。為此張荔在JobsDB、Indeed等招聘軟件上投出了幾十封簡歷，又聯系了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內推，最多時一天面試了5家公司，“講了太多話，最后一次自我介紹時差點嘔出來”。最終，她耗時3個月，才找到一份相對滿意的工作。

“好在有長期和香港公司對接的經歷，不然沒在海外留學、工作過，又不是高精尖技術人才，想直接找到工作，真的很困難。”找到工作后，張荔又忐忑地等待了兩個月，才等到簽注通過的通知。

擁有北大碩士學歷的蔣麥也在奮力“卷入窄門”，幾個月前，她剛剛通過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拿到香港的工作簽注。這個通行證的門檻包括“全年收入達250萬元港幣及以上，或全球百強名校畢業生”，而“卷”過大多數人后，她還必須一邊學粵語，一邊提前一年尋覓工作機會。

“因為我不太了解香港的招聘流程和工作環境，再加上不會粵語，英語也不占優勢，真的很擔心過去之后，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為此蔣麥放棄了在內地找工作的機會，“畢竟簽注只有兩年，想要順利續簽，也只能孤注一擲地去香港”。

一個明顯的問題是，雖然香港放寬了限制，但仍然會把絕大部分想去香港的人擋在門外，即便跨過這道門檻，也面臨著新的激烈的競爭。

就算已經在香港讀了3年書，熟悉了當地環境，找工作也是林喬喬要面對的一大難題，港校畢業生可以拿到IANG簽注，“可有些招聘軟件或HR會設置秒拒這一簽注，因為會涉嫌侵占本地人的工作機會而遭到投訴，續簽也很麻煩”。

為了畢業后順利留在香港，林喬喬已經在一家藝術品公司實習了兩年，除去上學和實習的時間，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都忙碌在各處兼職，做過普通話老師、餐廳服務生、問卷調查員，“就是想多攢一點錢嘛，萬一暫時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流落街頭”。

昂貴的香港

香港似乎有些不一樣了，抵達香港的第一天，張荔有些不知所措。2020年前，她幾乎每年都會來香港兩三次，有時是出差，有時是看演出，有時只是游玩購物，在她的印象中，香港總是燈光不熄，流光四溢，街頭小店和紅磡體育館一樣，都是永遠擠滿了人。

當以生活者的視角再去打量這座城市，張荔覺得工地好像變多了，關門轉讓的店也變多了，每天都有新的生意出現又消失，她第一次切身體會到這座城市的快節奏，茶餐廳里收盤子的聲音是干脆的“刷刷刷”，行人連過紅綠燈都是小跑的。

和她想象中一樣的是，這里的職場氛圍確實令她放松不少。剛到香港，她住進了公司準備的過渡房，有一個月的時間去選擇新住所。入職前兩周，她接受了崗位、法律、人力等知識培訓，讓她印象最深的是，HR告訴她:“如果不想下班后去團隊聚餐，請直接say no，以及最好在工作時間內完成工作任務，因為總部會統計員工加班時長，異常加班過多會被判定為效率問題。”

這讓她想起過去被迫習得的技能，用生病的借口逃避周末團建，不論工作是否完成，都要在公司硬耗到晚上九點半，以防因走得早被點名批評。休息日時，她會去堅尼地城看看夕陽海，或者隨便找條小街四處逛逛，不會有突如其來的工作出現，所有事都可以留到周一再說。

唯一讓她不適的是，“房租物價真的太高了，我以為在上海生活，對高物價已經見怪不怪了，但在香港隨便吃一餐都要七八十元，請客就要三四百，網購也不如內地方便，想買些便宜的日用品只能等超市打折”。

盡管薪資翻了一倍，但實在無法適應合租生活，也不想住在十平方米的套房，張荔還是拿出了近三分之一的薪資，租下了老舊的一室一廳，每天爬六樓回家，“要想不降低生活水平，每個月就攢不下多少錢”。來到香港前三個月，張荔恢復了剛畢業時的狀態，“萬事萬物都新鮮，代價就是工資卡月底清零”。

為了賺錢來到香港的趙鹿，也沒攢到錢。她把每一筆開支都記到了軟件上，“房租6000元，餐食3000元，水電網費1000元......”算到最后，每花出去一張紙幣，她都會想，“一小時又白干了”。

她也想過自己做飯省錢，但每天站上八九個小時，回到房間只有力氣栽倒在床上。高價租來的房間只有6平米大小，還需要和室友共用衛生間，她買了一個跨床桌，盡量把所有常用物品都堆在桌子上，以便屋里騰出一點走路的地方。每次看到衛生間里一團團的頭發、垃圾，她都會懷念工廠里的宿舍，雖然一間屋子住了6個人，但最起碼，那里是免費的。

幾天前，她算了一筆賬，在東莞的工廠包吃包住，她每個月能輕松攢下三四千元，但在香港，她需要幾近苛刻地節省吃穿用度，才能省下同樣的錢。算到最后，她關掉手機，疲憊地掉了一陣眼淚。

港漂的選擇

“從香港任意地點，打車半小時，即可抵達山腳或海邊”，這是趙鹿在網絡上看來的一句話。兒時她被父親接到香港過暑假，還會被帶去爬山看海，但來到香港務工后，她根本沒有精力出門游玩。

上大學時，趙鹿看過很多遍電影《甜蜜蜜》，張曼玉穿著紅白條紋的工作服，賣力地擦著麥當勞的玻璃窗，一臉欣喜地說著“恭喜發財”，仿佛新年的一切都值得期待，那是趙鹿對香港最深刻的印象——永遠生機勃勃。

可來到香港第5個月，趙鹿只覺得自己快被掏空了，長時間的站立和重復性地收銀、打掃衛生等工作，讓她經常大腦一片空白，想不起來下一步要做什么。

“知道我來香港的朋友，都很羨慕我有香港的身份證，可以來打工，但其實也只是多了一種選擇而已，沒有專業技能，只用體力換錢，在哪里都很辛苦。”但至少，“在香港嘛，能做事就有錢賺，來日方長”，她想著，最多半年，等過了學徒期，工資漲一漲，早晚能攢下錢，回東莞過上輕松一點的生活。

對張荔來說，最初的新鮮感在逐漸散去，她開始煩惱于一個工作陷阱，“其實說盡量不要加班，是因為加班費很貴，業績壓力擺在那里，做不完的表格還是要帶回家繼續做”。

更讓她苦惱的是，盡管工作不用粵語，但香港的同事交流、外出買菜吃飯，本地人日常生活還是使用粵語居多，她經常被服務員的問題卡住，茫然地“啊”一聲后，等待對方用普通話重復一遍。

“我也一直在學粵語，但每次遇到這樣的時刻，都會想到，其實我還是一個異鄉人，多少本地人年輕人都跑到深圳上班生活，我真的能在這里長久地扎下根嗎?”現在張荔盼望母親能早點結束醫院的返聘工作，到江門來生活，“最起碼，家離得近一點，心里踏實一點”。

而在香港大力引進人才的情況下，還有人正在赴港的窄門外徘徊。37歲的孫睿正在為港漂做最后抉擇，拿到香港永居身份，讓孩子到香港上學，以港澳臺華僑生聯考的方式，報考更好的高校，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方式。

“我的優才分數能達到125分，算是獲批率比較高的水平了，算法領域在香港也不難找工作”，但真要為了十幾年后的高考，舉家搬遷到香港，放棄內地寬敞的房子和工作積累，孫睿還是很猶豫，“糾結，但也糾結不了多久了，等過了40歲，分數可是一下就砍掉10分”。

從化工行業轉行做算法的孫睿堅信，“選擇比努力重要”，過去十年內地算法領域的高速發展，讓他“沒受科研的苦，也算過上了中產生活”，現在“就是人生第二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關鍵選擇了，選擇好了，是付出了努力，選擇錯了，可就是付出代價了”。

在持續不斷的私信轟炸下，林喬喬最終刪掉了那條已經被點贊了幾百次的筆記，“實在回不過來了，不回又覺得不禮貌”，而在高薪資的刺激下，想要赴港賺錢的人潮還沒有停歇，林喬喬收到的最后幾條私信中，有一條讓她難受了很久。

那是一個小姑娘發來的信息，問道：“到香港打工真的靠譜嗎?我爸爸52歲了，剛交了3萬塊錢中介費，說是可以介紹他到香港做保安，一個月就能賺到3萬塊。”林喬喬嘆了口氣，回復道：“沒有合法工作簽注，在香港打工屬于犯罪行為，讓叔叔別被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