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大，很冷。吳君君騎著電動車轉悠了幾個村都沒找到退燒藥。回家后，他看著臉蛋被燒得通紅的女兒，覺得自己特別無能。可他實在沒什么辦法了，只能繼續讓妻子將浸泡過涼水的毛巾，敷在她的額頭上。

吳君君一家住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個縣城的山區里，村子距縣城50來公里。12月13日晚上，他4歲的女兒發燒到39.1攝氏度。彼時，家里只剩下兩包兒童版布洛芬顆粒，夫妻倆給孩子沖服后，一晚上也沒見效。次日早上，燒到39.5度。

尋藥，成了吳君君那兩天的頭等大事——他先去了村醫那里，村醫說，最近村里發燒的人太多，早就沒藥了，藥物一直配送不來。他又騎車到附近幾個村去找藥，走遍鄉衛生院和鄉里唯一的大藥房，最后只買到了兩包板藍根和一盒阿莫西林膠囊。

回到家，他讓女兒服了板藍根，發燒癥狀倒是好了一點，但體溫仍沒低于38.5度。到了14日晚上，吳君君和妻子也開始發燒，兩人同時伴有咳嗽和全身疼痛。盡管沒有抗原自測條，但他們認為肯定是一家全陽了。

藥不夠用，吳君君就學著網上的配方，熬了一大鍋蔥姜水，三口人一碗碗喝下去，試圖用這種方式緩解癥狀。

12月15日一早，發著燒的吳君君再次出門買藥。這次，他去了隔壁鄉上，但依然沒找到合適的退燒藥。臨近中午回家后，他只能繼續讓女兒物理降溫。同時，他和妻子也將一條涼毛巾搭在各自額頭上。“在村里真是不行。”吳君君說，別說退燒藥了，連抗原和N95口罩都買不到，“希望上面能關注農村里的陽性患者。”

事實上，這個問題正在得到重視。12月1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印發的《依托縣域醫共體提升農村地區新冠肺炎醫療保障能力工作方案》中，不少細節就有了具體指向。比如，該方案要求“12月底前有條件的鄉鎮衛生院開設發熱診室(門診)，力爭到2023年3月底將覆蓋率提高到90%左右”。

“連果維康都賣完了”

許亮和吳君君在同一個縣，他所在的村離縣城稍近一些，村里很多人在縣城周邊做工、上班，人員流動相對較多。也因此，這段時間出了不少陽性病患。

“我們村近4000口人，至少一半陽了。”許亮平時在工地上開挖掘機，前段時間因為疫情，他一直沒上班，政策放開后才得以重返工地。

12月11日，他覺得嗓子干癢，隔了一天就發燒了。他趕緊拿家里剩下的唯一一支抗原自測，結果顯示陽性。可家里沒有退燒藥。他先是去了村里的衛生室，村醫說暫時沒藥，“等不及的話就到周邊村里找找看”。許亮沒有照做，他想了個土辦法——跑到鄉里一個公共浴池去泡澡。在他的認知里，很多病是可以靠熱水來解決的。

泡了半小時后，病情反而加重了。許亮想起2003年“非典”時在家燒醋治療。回家后，他把一瓶醋放到鍋里燒了兩個小時，屋里到處是酸溜溜的醋味兒，可癥狀依然未減退。

最后，許亮只好瘋狂喝開水，這個辦法倒讓他舒服了一點。他突然想起曾加過縣里一個大藥房老板的微信，于是馬上聯系對方。老板給的回復是：“退燒藥、N95、抗原、體溫計、消毒液、酒精濕巾都沒有，連果維康都賣完了。”

沒有藥吃的情況下，許亮艱難地熬過了第一晚。13日早上醒來后，他感覺除了發燒，全身很多地方在痛，尤其是腿上曾經受過傷的位置。

“我估計，身上哪里最脆弱，病毒就攻擊哪兒。”許亮不敢出門，吃飯只能讓住在另一處宅子的母親送過來。母親把食物放在大門口后敲下門，許亮隔幾分鐘出去取。用他的話說：“和喂狗一模一樣。”

總這樣熬也不是辦法，許亮查到了縣里所有鄉鎮衛生院的電話，一個個打。打了十幾個電話，只有3家接通了，告知他早就沒藥了。這時他看到有人在村微信群說，隔壁鄉“有人配新冠中藥，效果不錯”。聽到這個消息，許亮馬上開車去找藥。

隔壁鄉的這位村醫平日喜歡用中醫手法給人看病。許亮趕到他家時，很多人已經在排隊了。他等了近1個小時才取到藥。這些藥都已經被煎好分裝了，購買者回去在開水里加熱就可服用。村醫說，這是省里醫院配方，效果怎么樣得自己回去品。

“一副藥有十幾包，讓一天喝兩包，總共180元。”許亮說，那些中藥非常苦，苦到他只勉強喝了一袋就喝不下去了。他還是選擇繼續喝水，直到后來，有村民送了他4粒布洛芬膠囊，才讓他暫時放松下來。

和許亮有類似遭遇的還有同縣的林鎮國。前幾天，他1歲的兒子發燒后，他用村里發的抗原條，檢測出孩子是陽性。因為兒子太小，林鎮國不敢耽擱。他騎著電三輪，和妻子將孩子送到鄉衛生院。衛生院說鄉里醫療條件有限，暫時也沒發熱門診，讓他們趕緊去縣醫院。

林鎮國又騎電三輪，將孩子送到縣醫院。近20公里的路上，妻子緊緊將孩子抱在懷里。

到了縣醫院，醫生說，大部分兒科大夫都陽了，實在忙不過來，建議去市里。和醫生爭吵幾句后，林鎮國將電三輪停在一個地方，打車帶孩子去了市里的醫院。通過村民找了一圈關系后，終于讓孩子住上了院。但醫院只讓一人陪護。于是，妻子留了下來。從市里離開時，因為走得太急，林鎮國竟沒想著去買些退燒藥物。

到家后的第二個晚上，他也開始發燒了。隨后，他和很多村民一樣，陷入了無藥可買的境地。幸運的是，林鎮國所在鄉的衛生院，可以打退燒針。

“一針十幾塊，讓打三天。”他顧不了那么多，先打了一針。至于這些針劑是什么藥物，他自己根本記不住。

打完第一針回家時，林鎮國經過了鄉里的大藥房。他走進去，正好看到老板剛到了20盒連花清瘟膠囊。平時賣14.8元一盒的藥，現在賣到 35元了。林鎮國猶豫了一會兒放棄了，“我就是個農民，消費不起，回去多喝水。”

回家短暫休息后，他發現自己開始退燒了，于是拿著一把鋸子出了門。

“去山上撿些干柴燒暖氣。”林鎮國說，這就是他的鄉村日常，只有沒什么大事，永遠不敢懶惰，不敢停下來。

留守老人求助外地兒子買藥

快70歲的馮占奎一直生活在農村，兒子馮志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平日里很少回老家，疫情這三年更是只回去了兩趟。

“我媽去世幾年了，我爸是留守老人。”馮志說，他的老家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個縣里的村子，村里只有幾百口人。馮占奎不會用智能手機，日常只用老年機和兒子通電話。在馮志印象里，父親沒啥愛好，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村里和老伙計聚在一起打牌、聽戲，或者干坐著。

前段時間疫情嚴重，馮占奎和其他村民一樣窩在家里出不來。政策剛剛放開，他馬上和老伙計們又聚在一起打撲克。幾個老伙計也不知道誰先感染了，前幾天陸續開始咳嗽、發燒、渾身難受。

馮占奎沒有嚴重的基礎病，但突然感染還是讓他不適。他去找村醫拿藥，被告知沒有了。對年輕人來說也許能想出更多法子找藥，可對馮占奎這樣的老人來說，只要村醫務室沒有藥，他就不知道怎么辦了。回家后，馮占奎翻箱倒柜找出些牛黃解毒片和甘草片吃了下去。

這些藥吃下去，效果不太明顯。馮占奎記得妻子在世時，總拿開水沖“雞蛋茶”去火，于是，他也喝了幾個雞蛋，又吃了兩盤西紅柿拌白糖，癥狀依然存在。

“全身上下都疼，總想上廁所，卻又排不不來。”馮占奎說，他本想讓自家晚輩去鎮上買些藥，但大家都在家里發燒，沒人能替他跑腿。他只得開著電三輪，帶著兩個同樣發燒的老伙計一起去了鎮里的衛生院。

鎮上衛生院說，退燒藥和退燒針暫時都沒有，如果到貨會通知他們。三個人想去縣里試試，可一想還有40公里路就放棄了。

幾個老人回家后，不知道誰出的注意，又開始用劣質散白酒進行“治療”，結果除了喝醉外，沒什么療效。折騰了一圈，馮占奎躺在床上不冷靜了，他決定求助兒子。兒子馮志最近也陽了，但他提前買了藥。接到父親電話后，他有些擔心。

馮志本想從北京寄藥回老家，但幾家快遞公司都說不能保證送達時間。他又撥打了縣里幾個大藥房的電話，想著有退燒藥的話，高價讓對方送過去。但這些大藥房表示，根本沒有感冒、退燒、鎮痛和消炎藥物了。

“大部分的說法是，藥品到很難能到縣里。”馮志說，一是本身就沒貨，二是很多配送人員也陽了。沒辦法，他只好發動老家的同學、朋友，最后大家雖然沒買到布洛芬，但有人幫他在一個偏遠的鄉鎮買到了用于抗炎、鎮痛、解熱的“尼美舒利膠囊”。

隨后，馮志的朋友將藥物放到村口一塊石頭上，老人在無接觸的情況下取到藥物。

拿到藥后，馮占奎只吃了三粒就退燒了，癥狀總算減緩了一些。他把藥物給其他老伙計各分了幾粒，一時間在幾個老人間樹豎起了威信。

“如果遇到那種完全沒資源的可怎么辦?”馮志擔心起更多農村的留守老人。況且，很多老年人還有基礎病。

幾位受訪的縣級醫院醫生告訴記者，如果老年人有危重癥的話，還是可以住上醫院的，只是輕微陽性，的確需要自己想辦法。“按照本來的布局，村醫務室、鄉衛生院是這個群體的首要醫療屏障，但隨著藥物短缺，基層醫療機構也束手無策。”河北一家縣醫院的副院長說，這是當下面臨的現實。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人，已超過1.2億人。在這些人中，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大約有9900萬人，另有超過160萬老年人處于不健康的狀態，、但生活仍能自理，還有超過30萬不健康老年人無法實現生活自理。

而隨著疫情政策放開，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正潛在面臨著陽性風險。

“求大家別不再囤藥了。城市囤完縣里囤，縣里囤完鄉鎮囤，這樣下去，留在村里的老人萬一感染了怎么辦?”馮志真切呼吁，：“請給他們留出一條退燒之路。”

這幾天，還有志愿者在網上要募集首批5000盒退燒藥捐贈農村老人，他們在網文中寫道：“比起城市老人，農村老人更脆弱。他們處于最最底層：一是買藥難，大量藥店遭搶藥斷藥。二是很多農村老人感冒發燒舍不得馬上買藥先拖兩天，實在身體扛不住了才去買藥看病。三是他們也不會上網求救，他們是被這個時代徹底遺忘的人群。”。

“相信困境是暫時的”

丁志龍在河北一個千余口人的村子做了近20年鄉村醫生。盡管附近幾個村也都有衛生室，可鄉親們還是習慣找他來瞧病。

前段時間，疫情政策還未放開時，由于一個提前放假回家的大學生被感染，整個村子的疫情開始迅速傳播。

作為鄉村醫生，丁志龍每天要面對很多人，找他看病的人陸續感染，而他自己也終究沒能逃過，村里以及附近村里的陽性患者呈幾何增長。而就在這個時期，疫情政策突然放開。丁志龍和很多村民未被拉走強制隔離，也從未在方艙待呆過一天。

居家隔離時，丁志龍自己在一個房間。作為鄉村醫生，他本不應該缺少藥物，可尷尬的是，他的衛生室除了些兒童退燒藥外，竟沒有成年人可以用的口服退燒藥了。

“這類藥本來也沒多少，早就被賣光了，一直沒配送過來。”丁志龍說，但由于沒人囤針劑，他那里還有些退燒針劑。開始發燒后，丁志龍給自己打了3次退燒針，體溫徹底恢復正常。轉陰后，他發現每天都有幾十人上門買退燒藥，但他也無可奈何。

他勸發燒的人，像他一樣打退燒針。可等退燒針用完后，他徹底沒了辦法。

據丁志龍透露，作為村醫，他不能單獨采購藥品，必須由鄉衛生院統一采購，而衛生院得報到縣里，“(采購的)都是些基本藥物，僅僅能滿足老百姓日常的普通要求。”

當衛生室沒有退燒藥后，丁志龍也按程序進行申報，但一直無法配送。

按照丁志龍的說法，平日里的藥品采購中就暴露出不少問題——具有配送權的平臺非常有限，缺藥、少藥時有發生。而如果藥品價格發生變化，固有的采購程序也得發生改變。遇到疫情時，這些問題就進一步被放大。

“關鍵就沒退燒藥。”丁志龍稱，縣里的鄉村醫生們有個群，大家面臨的情況都差不多。可作為最基層的醫務工作者，他們也只能等通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丁志龍小小的衛生室里，每天仍有人上門找藥。有時他干脆先把衛生室關門，自己找個地方躲起來，可找藥的電話很快就會打進來。

丁志龍從沒想過平日里最普通的退燒藥，現在竟到了這種緊缺地步，“我們反饋給鄉衛生院，鄉里反饋給縣，一圈下來，還是沒有藥。”這幾天，他還關注到了網上一則信息。說是廣西有地方在網上寫攻略，教大家如何到偏遠縣區搶藥，導致當地根本買不到退燒藥物。

“我們這兒可能沒這么極端，但很大程度上是囤藥造成的。”丁志龍表示，現在陽性患者一般7天左右就轉陰了，發燒也就兩三天：“布洛芬一盒24粒，一天最多也就吃兩粒，為什么要囤十幾盒呢?”

在他看來，如果大家早早把藥囤光了，鄉村里的陽性患者永遠也不可能吃上藥。

但有些鄉村的老百姓，并沒遇到這些缺藥的問題。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2月15日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時，北京市懷柔區琉璃廟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陳靜靜就透露，他們那里“經過這幾年的建設和磨煉，家庭醫生服務團隊實現了區域內網格全覆蓋的規模，在工作磨合中，跟鎮鄉管理網格也實現了對接，村公共衛生委員會成員、鄉村醫生、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健康管理工作中來。在家庭醫生的指導下，可以給居民做一些健康咨詢，另外他們也可以了解到居民的需求，及時反饋給我們”。

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西未莊鄉中未城村鄉村醫生翟大龍也表示，當地“已經做到了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全覆蓋。我們和村里65歲以上的老年人都進行了簽約，每周開展一次隨訪，提供健康監測、用藥監測服務，及時掌握老人的健康狀況，藥品是否短缺，甚至糧油米面短缺等情況，彼此之間已經建立起了很好的信任基礎和濃厚的感情基礎。”

另外，稍早之前的12月1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印發《依托縣域醫共體提升農村地區新冠肺炎醫療保障能力工作方案》時，還要求發揮縣域醫共體牽頭的縣級醫院在醫療服務體系中的龍頭作用，形成縣、鄉、村三級聯動的醫療服務體系;建立健全城市二級及以上綜合性醫院與縣級醫院幫扶機制，提升農村地區重癥救治能力。

面對這些做法，村醫丁志龍說，他相信目前的困境都是暫時的，“但還是希望相關藥物能配送到位，畢竟，我們的鄉村，馬上就得面臨元旦和春節的返鄉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