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繁花》小說的都懂，原著里人物關系網羅甚廣，又是散點敘事，甚至連句讀都不加，與追求強情節、流暢、戲劇化的電視劇天然相悖，想要改編，真乃“千頭萬緒”。

為了《繁花》，王家衛也是搬出了自己多年的御用班底：鮑德熹擔任視覺總監。這位和墨鏡合作多年的攝影大師，曾憑借《臥虎藏龍》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曾為《東邪西毒》《重慶森林》等多部王家衛電影配樂的陳勛奇，也仍然操刀《繁花》的音樂。而特別重要的編劇方面，王家衛請到了《我的前半生》《流金歲月》的編劇：上海人秦雯。

“不響”的必須“響”出來

秦雯記得那是2017年的9月，她在上海圖書館的地鐵站里等地鐵，朋友忽然來電，說“王家衛在做《繁花》影視改編，想見見你”。“當時那種感覺特別像王導電影里的抽幀畫面，我蒙在那里，也沒有上車，就感覺地鐵一列列在眼前嗖嗖的過去……”秦雯且喜且驚，讓她緊張的是，《繁花》是一部“男性向”小說，又有年代感，她預感到，電視劇會非常不好改。

抱著“不管怎么樣我要見一下偶像”的心情，她來到淮海路上的一間酒店，進門想找戴墨鏡的人，卻發現一屋子沒人戴墨鏡，直到王導開口自我介紹，才將他認出。

在動筆之前，王家衛給了她海量的參考資料：“他其實早就做了很多準備工作，調研、采訪，籌備之初，他多次請金宇澄老師當導游——提籃橋、老西門、十六鋪、董家渡、楊家渡、曹家渡、大自鳴鐘、黃河路、進賢路、思南路、皋蘭路……《繁花》里涉及的上海區塊、大小馬路，都跑了個遍。我們電視劇里的每條支線，事先都采訪了各路顧問——外貿線有外貿線的顧問，黃河路美食街有美食街的顧問，上世紀90年代的股市風云有‘資本市場活化石’應健中老師做證券顧問，小到一張郵票，也有圍繞郵票發生的周邊事件資料匯總。導演給了幾十本參考資料，同時也給了我信心，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大概10歲左右，記憶模糊而不完整，通過這些資料，我得以再次以成人的視角和身份回到當年。”

梗概，大綱，初集劇本，完稿，一次次的修改，拍攝現場還在飛頁……出了名“沒有劇本”的王家衛導演，第一次拍電視劇，終于有了劇本，“而且有很多稿劇本”。秦雯強調。但王家衛依然“隨性”，永遠在變。秦雯曾對他笑說：“導演，我們這些年改過的劇本疊起來，至少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了。”

原著小說人物和線索眾多，“導演經常說金老師是一個故事的富翁，把別人寫十本書的故事都放到了一本書里”。在秦雯進組之前，王家衛就已經想好了要分別寫阿寶、滬生和小毛的三段故事，后來才選取了阿寶的故事，并且圍繞從阿寶到寶總的成長變化、表里關系來做戲。

于是我們看到了故事的開局——1992年的上海，空氣中滿是機遇與希望。青年阿寶(胡歌飾)拜商界高手“爺叔”(游本昌飾)為師，左手炒股，右手外貿，每日摸爬滾打，躋身成為上海商界的后起之秀。飯店云集的黃河路是生意場的中心，短短755米的一條美食街，可使人揚名立萬，亦可使人傾家蕩產。身世成謎的女人李李(辛芷蕾飾)在這里新開“至真園”飯店，開業炮仗焰火響徹云霄。相隔不遠處，外灘27號外貿公司的職員汪小姐(唐嫣飾)，剛剛簽成一筆大單，買下第一輛代步轎車。再往南行一二公里，進賢路上“夜東京”，老板娘玲子(馬伊琍飾)日本歸來，身段娉婷，手段萬千……資本市場上，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釜底抽薪，有人激流勇進，有人知難而退。劇情本已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王家衛拿手的非線性敘事，又把這一段往日傳奇跳接出懸疑片一樣的氣氛和張力。

以前，你見過文藝的王家衛，見過含蓄的王家衛，但你可能沒有見過單刀直入、荷爾蒙爆棚的王家衛。秦雯說，王家衛講戲的時候，常用象聲詞：“這里唰的一下，那里砰——嗖嗖嗖——。”像極了武俠片的音效，開始她有點蒙，后來知道這是在傳遞節奏。如此看來，《繁花》可能激發了王家衛潛藏的江湖氣，畢竟沒有一點江湖氣，哪里壓得住上世紀90年代的魚龍混雜，潮起潮落。

如同毛尖所說：“電視劇是動詞語法，一般需要多事件發生，所以，原著中的‘不響’必須得‘響’出來。”

他拍的是臺詞與臺詞之間的空隙

除了大時代、強情節，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系是任何一個好故事的核心。

后來，胡歌這樣形容戲中阿寶與“三朵金花”的關系：“玲子和阿寶，是孫悟空和豬八戒的關系。阿寶就是豬八戒，玲子是孫悟空，總是在前面為豬八戒披荊斬棘，讓豬八戒坐享其成;汪小姐和阿寶呢，是秒針和分針的關系：你看秒針和分針是不是60秒相遇一次?錯。是61秒。因為秒針轉一圈的時候，分針已經往前跑了一格了。但其實也不是61秒，要比61秒要再多一點點，因為秒針再走一秒的時候，分針又往前動一點點。所以他們倆的這個交集，永遠比大家認為的要再遠一點。至于李李和阿寶的關系，就像天空和大海，互為鏡像，又充滿神秘感;距離很遙遠，但是你在看日出和日落的時候，又發現天空和大海是連在一起的，若即若離。”

“導演是考據派，也是細節控，十年磨一劍，萬千細節的準備，到頭來可能只是為了引出分別時候的一個回眸。”秦雯說。

有一場戲，拍“夜東京重開”，玲子迎來送往。本以為是一場歡樂的戲，秦雯沒想到會在實拍的時候，被玲子的一個回眸，感慨到眼淚掉下來。“導演看到我熱淚盈眶，用上海話問我：‘儂做撒啦?’我心里想，一是感動，一是‘完結了，后面的戲都白寫了’。我跟導演說：你這一個眼神，我后面的戲都沒了。我原來還有幾場戲是要鋪墊玲子和菱紅的告別的，誰知道他一記神來之筆，后面的戲就變得多余了。真是‘走導演的路，讓編劇無路可走’，但我心里是服帖的，所以我回頭去改掉了后面的戲。”

還有一場戲，拍阿寶和玲子分家，那天秦雯自己覺得這場戲沒寫好，沒啥力道，王家衛卻說：蠻好的，沒關系。“開拍當天我追到現場，我說真的不行，再改改吧，他堅持說‘儂放心，蠻好額’。我當時心里還有點生氣，結果第二天看到素材，真的是很好，因為可以說他拍的不是臺詞，臺詞還是劇本上那幾句詞，他拍的是臺詞與臺詞之間的空隙里的深情往來，他應該早就想好了，所以他會說沒問題，會好看的。”

愛情存在過嗎?當然有，但是《繁花》通篇劇本，秦雯說她只記得葛老師用法文說過‘活過，愛過，寫過’，其他沒有直白地說過愛，上海話里其實也基本不會說愛這個字。然而若說沒有愛，每一場對手戲，每一個眼神，每一次回眸，都在提醒你《花樣年華》的英文片名：in the mood for love。導演說，愛和愛情是兩件事。秦雯說：“滿紙你愛我我愛你的戲，說的可能是孤獨，是愛而不得;從頭到尾罵罵咧咧，說了上句沒下句的戲，最可能說的是愛情。做有意義有目的的事情可能產生愛情，但這本身不是愛情，愛情是說很多很多無聊的話，做很多很多無聊的事情。”

《繁花》原著里有許多不可描述，但王家衛不愧是華人導演里最擅長情欲戲的。既然《臥虎藏龍》的竹林打斗是床戲，《繁花》談生意簽單，也可以“嘴里都是錢，演出來都是情”。秦雯說：“好的導演，臺詞是被風吹動的簾子，影影綽綽之后才是關系的真相。”王家衛也曾言：“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言留不盡之意則致遠。”這是他“響出來”以后的“不響”：多了就俗了。

據說王家衛有一個“金句本”，韋編三絕，把《繁花》里的金句都抄錄了下來。而他在片場最常提到的幾句是：“花無百日紅。”“男女之事，緣自天時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門。”“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這些金句，如今出現在電視劇集的間幕中，像是人聲鼎沸的大時代之上，一雙遙遙相看的上帝之眼，萬丈紅塵，霓虹璀璨，終究疏離。繁花著錦，烈火烹油，猛烈地絢爛過、燃燒過，到頭來只是為了映襯生命底色里的孤獨，就像植物的根系，深深地埋藏在繁花之下。

至真園到底有幾樓?

“從前我覺得編劇是紙面上的二維工作，寫好劇本交給導演，怎么讓人物從紙面上立起來，是導演的工作了。但是王家衛導演讓我意識到編劇也應該從三維出發寫戲。”秦雯說，“我記得在我們什么景都還沒有搭的時候，導演就問了我一個問題：至真園客人最多的時候，你覺得老板娘李李會習慣性地站在哪里?我傻了，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經驗之外的——我說導演，故事都還沒有呢，至真園的內部結構也不知道，至真園幾層樓我都不知道，你問我李李站在哪里，我不知道啊……”

后來，劇組每搭一個景，導演都會叫秦雯去看，每天拍完的素材，第二天初剪完也會叫秦雯去看：“我跟劇組跟了三年，每天上午就先去看昨天的戲拍得怎么樣，拍攝現場我也經常去，在旁邊看著。有時候導演覺得這場戲不夠好，就會找我們討論，可能他會有幾個方案，也可能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會愿意把這幾種方案都寫出來，然后再看哪種更好，在這方面我是不惜力的。”

大家都不遺余力地想把這部劇拍好，這是秦雯三年里最深的印象：“甚至我們全程都是單機位拍的，這樣就是一個鏡頭就要拍很多遍，現在幾乎沒有一部電視劇會這樣做，但是導演為了光好看，拍出演員最美的一面，堅持這種看起來很‘奢侈’的拍法。有時候他會親自上陣先演一遍，王家衛導演是‘集編導演攝影美術服裝剪輯音樂等等于一身’的。三年里我們還碰到了疫情，有一段時間全劇組都在發燒，攝影師燒到戴著口罩就透不過氣，導演兩只眼睛紅得像兔子，整個劇組都豁出去了，只要還能站立，就都在堅持。”

請回答1990

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秦雯也有自己版本的“請回答1990”：“小時候我和爺爺奶奶就住在大自鳴鐘附近的新式里弄房子里，附近有燎原電影院，離曹家渡也不遠。外婆住在曹楊新村，隔壁我們叫張老師的一家人和小說里一樣，是從市中心搬過來的。從小我們就感覺他們有點不一樣，不管是人的氣質，還是家里的陳設——比如她家里和貝蒂家一樣，有鋼琴的。我們看他們總是帶著一點仰視，他們待人也很親切，但你會感到有一些距離感。”

秦雯的爸爸是采購員，平時應酬不少，所以小時候她也有印象去黃河路吃飯：“看到豪華的飯店裝飾，包間里擺著當時很貴很稀奇的洋蘭花，一個老板的女兒在過10歲生日，穿得像個小公主，當時我把這一幕當作我的夢想人生。爸爸做采購員也常收到禮券，到了周末我們一家就要去中百一店或者華聯商廈把券用掉——聽起來有點凡爾賽是吧?還記得那時候過街天橋上是有人回收禮券的，一百塊禮券給你九十幾塊現金這樣。”

秦雯說：“年代感也是導演非常堅持的一面，他希望可以帶大家回到上世紀90年代。范總這個角色的形象對我來說是有些熟悉記憶的，因為爸爸是采購員，當時很多零件是在江浙生產的，過年過節就會在家里見到他們，印象很深。上世紀90年代給我的感覺是每天都在變化，每天都能聽到新鮮事情，也不會覺得大驚小怪不可思議，好像未來是存在無限可能性的。我也見過同學的媽媽，前一天還是紡織工人，后一天就坐進了大戶室。當年的生活水平肯定不能和現在相比，很多人家浴室也沒有的，公用衛生間，公用廚房，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比現在更近，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但同時因為物理距離近，也反向衍生了上海人所謂的邊界感。”

電視劇《繁花》故事發生的1992、1993年，距今30多年。這30年來，有些東西徹底地改變了，還有些屬于上海人本質的東西，卻依然留存下來。“一個是契約精神，答應你的事情按時保質保量做到，再一個就是前面說的邊界感、分寸感，一個樓里可能住著很多人，但是關起門來沒人打擾你。人與人之間會互相幫助，但不會過多干涉彼此。我覺得這兩個特點是上海人最讓人感覺‘適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