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出版的《中國紀檢監察》雜志刊發題為《“水老虎”的蛻變路》的文章，剖析四川省南充市原水務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稱“水投集團”)董事長楊松違紀違法案。

文章顯示，在外人看來不怎么貪錢，不講究吃喝，節儉樸素，不戴名表，不穿名牌，經常穿布鞋的楊松，背后卻十分不干凈。臨近退休的楊松，卻進了監獄，無法為父母養老送終，“每每想到這些，我內心非常痛苦，晚上經常驚醒，泣不成聲。”楊松懺悔道。

2022年6月2日，端午假期前一天，四川省南充市原水務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水投集團)董事長楊松正準備和妻子一起駕車前往成都度假，卻被南充市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在小區門口攔了下來。故作鎮定的楊松拿出一套早已準備好的“說辭”企圖蒙混過關，迎來的卻是一張留置通知書。

事后查明，楊松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706萬元，為他人謀取利益。2023年4月6日，因犯受賄罪，楊松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曾每天4點起床工作

從普通技術員到副總經理僅用了8年時間

1989年，楊松從四川工業學院(現西華大學)畢業，作為為數不多的大學生，進入南充市自來水公司(水投集團前身)工作。專業人才稀缺，工作又勤奮努力，他頗受廠領導重視，也是廠里重點培養的年輕干部。“從普通技術員到副總經理僅僅用了8年時間，從副總經理到黨委書記兼總經理只用了4年時間，幾乎沒有遇到過挫折。”談起那段意氣風發的時光，身陷囹圄的楊松仍感到十分自豪。

南充市市轄三個區的自來水廠、污水廠和供水管道維修更新等業務，都由水投集團負責。在擔任總經理后的20余年間，楊松既注重安全生產，也更新企業管理模式，不斷擴大企業經營范圍，特別是2013年推動高坪縣自來水公司并入水投集團，實現市轄三區供水一體化，讓企業規模邁上新臺階。

把企業做大做強的管理能力受到組織的肯定，楊松做決策時的眼光和決斷力，更讓公司員工心服口服。水投集團水質檢測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2006年國家頒布了新修訂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其中包含百余項水質指標。當時，公司化驗室檢測能力不夠，若想自己做檢測則需要超千萬元的高額資金購買先進設備。“他很快拍板決定將化驗室升級為水質檢測中心，不僅積極籌款購置設備，還引進了五六個大學生，全面提升檢測能力并拿到國家資質認證，使之成為川東北地區的標桿實驗室。”諸如此類的決策，讓下屬連連稱贊楊松的長遠考慮和行動魄力，對其所作決策的信任度不斷增加。這個不到40歲就擔任國有企業“一把手”的干部，在南充市乃至全四川省的自來水行業，很快就成了備受關注的行業翹楚，并先后被授予“四川省青年管理創新帶頭人”“南充市學術和科學技術帶頭人”等稱號。

出色的工作業績帶來的不只是榮譽，還有源源不斷的吹捧與奉承。就在楊松得意于自己對企業發展的貢獻時，不少覬覦他手中權力的企業老板圍攏過來。留置期間，回想起曾經的燈紅酒綠，楊松說道：“在他們面前，我是老大，總是當主賓、坐主位，不知不覺慢慢享受來自所謂兄弟的歡呼，盡情體味贊許的快感，在酒杯交錯中習慣了高高在上，認為人生就應該如此，生活過得也很愜意。”

“任職時間長、資歷老，自己本身是業務專家，又對企業發展作出不少關鍵決策，楊松贏得了公司員工廣泛的認可和敬仰，加之周圍‘哥們’不斷吹捧，事實上，他幾乎時時都處在說一不二的環境中。”辦案人員分析道，在這兩方面的贊譽聲中，楊松漸漸覺得自己能力出眾，自然就要比別人高出一等，這樣的心理優越感和缺乏監督的環境也使他逐漸養成獨斷專行的作風。

一位在水投集團工作多年的負責人談到，相比其他唯我獨尊的違紀違法領導干部，楊松在工作中并不十分霸道，下屬在技術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見，他也能聽得進去。唯獨在供應商和承包商的確定方面他比較在意，將貨品供應和工程承包交給誰的決策權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在楊松眼里，只要產品品質好、工程項目質量好，不出安全事故就可以。如果恰好可以幫助“哥們”，企業決策是否合規、經營是否存在廉政風險等等都是次要的。

2015年，南充市房地產開發勢頭迅猛，生活用水入戶需求大大增加。原本給水投集團供應管道的企業老板汪某某希望繼續供應這批入戶水管，但由于采購金額較大，按規定必須要進行招投標，財務部門也反復提出重新招投標的建議。然而，為了確保汪某某能夠拿到這個項目，楊松決定違規采取詢價的方式規避招投標程序。在他的授意下，公司專門將此事列入了黨政聯席會議議題，并以集體研究的名義定下采購合同上報。“其實所謂的集體研究決策，不過是走個過場。下屬大都熟知楊松在意的事情，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這一資金量巨大的管道供應項目便發包給了汪某某。”辦案人員說道。

作為水投集團“一把手”，除了業務過硬，管理認真負責、作風勤懇務實是楊松留給同事和下屬的主要印象。曾經擔任水投集團下轄某自來水廠的一位負責人提到，楊松幾乎每天都是4點起床，查看各水廠的水表壓力，如果發現問題就馬上聯系水廠負責人。一些重大工程項目他也堅持親力親為，經常帶著負責人到現場去檢查推進情況。

熟人都認為他不怎么貪錢

巨額賄款大部分交給妻子做生意

采訪中，無論是朋友，還是公司的老同事、老下屬，談起生活中的楊松，都認為他不怎么貪錢。相比一些有了權力就追求奢靡生活的違紀違法干部，楊松不熱衷高檔餐廳，和朋友聚會也只是吃個燒烤，在公司加班久了還會請同事吃飯，但也只是吃碗面。不僅吃喝不講究，生活中的楊松也比較節儉樸素，他不戴名表，不穿名牌，經常穿布鞋，愛好打牌但不賭錢。

如果楊松沒有因違紀違法問題被查處，絕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對金錢的真實態度。心態的變化仍然始于擔任公司主要領導干部后，他在懺悔書中寫道，隨著社會地位提高，手中權力增大，應酬也多起來，社交圈發生了根本變化。經常和企業老板一起吃飯娛樂，大家談論較多的話題是如何當官、如何掙錢。時間長了，楊松漸漸認為他們的追求和生活方式是正確的，金錢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從那時起，楊松一方面在外始終保持節儉樸素的形象，另一方面愈發渴望金錢。2005年，楊松在一場業務會上認識了汪某某，試用了他的管道后感到質量不錯，便開始在水投集團的一些項目中使用。在幾次合作后，兩人漸漸熟悉起來，自認為“識人準”的楊松感到汪某某口風緊，產品質量也不會出事，對其愈加信任。為了感謝楊松，汪某某先是用5萬元投石問路，看到楊松默默收下后，直到2018年，13年間每年都會在春節、中秋等節假日送來賄款，從5萬元、10萬元，到15萬元、30萬元，2018年更是一次性送上80萬元，不斷拉近關系，增加楊松的信任。

事實上，楊松對汪某某的信任不是因為“識人準”，而是來自“悉心關照”給自己帶來的“額外收入”，他相信汪某某為了繼續在公司供貨，不會將兩人的權錢交易說出去。審查調查結果顯示，從2005年到2018年，汪某某一家公司的管道供應流水就有2億多元，南充市轄三區一半以上的入戶管道都由他的企業供貨，汪某某也從中獲得了巨大收益。在擔任公司“一把手”期間，楊松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賄款共計700余萬元，汪某某則是其中行賄金額最高的一個，累計行賄金額高達545萬元。

留置之初，楊松避重就輕，只對辦案人員講自己在黨的十八大之前的問題，不斷強調黨的十八大以后已經收斂收手。隨著審查調查的深入，人前樸素、人后貪婪的真相終究暴露出來， “我在公司看上去是廉潔的、稱職的，背后卻十分不干凈，在臺下做的和臺上講的完全背道而馳，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兩面人’……”

收錢越多，楊松對金錢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甚至到了索賄的地步。憑借“一把手”的強勢地位，楊松曾先后兩次張口向工程承包商胡某某“借錢”100萬元，雖然寫了欠條，但都沒有約定還款時間和利息。楊松將巨額賄款中的大部分都交給了妻子，繼而用于做生意，有些甚至是利用其職務便利和職務影響進行的投資。

妻子干預公司項目

由屢屢規勸到放任縱容

2018年開始，反映楊松利用職務便利在工程項目中以權謀私的信訪舉報逐漸增多，舉報事項的背后還有楊松妻子的影子。留置期間，他也坦陳，近10年間，“自己不太重視家風建設，對妻子的一些行為是失管失教的”。

辦案人員介紹，楊松和現任妻子是重新組建的家庭。妻子本是個生意人，楊松認為她沒有體制內工作，如果還愿意做生意也可以繼續參與。他曾多次叮囑妻子，作為領導干部配偶，必須遵守相關規定，不能參與與自己工作領域和職權范圍之內的項目。但幾次勸說之后，妻子仍然對此不以為意，將楊松提出的要求當作耳旁風。楊松十分清楚領導干部親屬插手干預公司項目的后果，但妻子卻時常和他說，“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才是天經地義，自己靠著楊松這棵大樹為什么不能做生意賺錢。

貪婪的閘門一旦打開，就很難收住。私下里，妻子和工程承包商胡某某走得很近，通常由胡某某出面承接項目，自己則作為出資人躲在身后，待項目做成后平分收益。漸漸地，越來越多的人希望通過楊松妻子承接水投集團的項目，她越發得心應手，生意也越做越大，甚至背著楊松主動給一些工程承包商介紹招投標代理人，暗中協助其中標，自己再從中分得一杯羹。到后來，水投集團每年年初列出計劃開展的工程項目，妻子都要先看一下，選定自己中意的幾個開始盤算。

抵觸卻不明確拒絕，這是楊松對待妻子的態度。他仿佛將頭埋在沙堆里的鴕鳥，即使知道妻子參與胡某某承接的項目，也通過不過問細節來麻痹自己不知其中貓膩。實際上，對于妻子的行為，楊松只是表面抗拒，被金錢沖昏頭腦的他不僅不斷將自己收受的賄款交給妻子保管，縱容她繼續投資，暗中還給相關負責人打招呼，幫助與妻子合作的公司拿到水投集團的工程項目。

因為妻子插手的項目越來越多，公司內部多少有傳言，反映相關問題的信訪舉報也越來越多。那時的楊松雖然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心里卻在僥幸與恐懼之間不斷斗爭。楊松的下屬回憶稱，那段時間，有時和楊松匯報工作，他會長時間發呆，半天才回過神來。擔任“一把手”時間太久，楊松不敢想象一旦東窗事發自己將面臨何種處境，開始和妻子商量與胡某某合謀串供，對抗組織審查調查。即使是胡某某已經被市紀委監委采取走讀式談話，楊松夫婦仍然抱著僥幸心理將胡某某約來，要求其如實告知談話內容，并有針對性地繼續編造謊言。

回避和畏罪心理只能是“麻醉劑”，不能當作“救命藥”。當事實的真相一一被揭露出來，楊松知道自己終究逃不過黨紀國法的嚴懲。“試想如果及時對妻子進行引導教育，定下任何時候都不得插手和參與公司工程項目的規矩，不僅能夠保護她，也可以保護這個家庭。現在我的所作所為給家庭帶來的創傷是難以愈合的，更無法用金錢彌補。”他對辦案人員說道。

【懺悔摘錄】

1998年我收到的第一個紅包是1000元，心里還忐忑不安，到后來2000元、5000元都習以為常，貪欲之門一旦打開就不可收拾，逐步就演變成我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親屬和他人辦事并從中獲利。在收受錢財的過程中，由懼怕到麻木再到歡愉，我把權錢交易當作自己的工作內容之一，完全不顧紀律和法律的約束。

我的父母都是縣城普通單位職工，80年代能把我培養成一名大學生很不容易。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后，很快就走上了領導崗位，我父母一直為我感到驕傲和自豪。如今父母都已經80多歲，他們把我迎接到這個世界上，我卻無法為父母養老送終。每每想到這些，我內心非常痛苦，晚上經常驚醒，泣不成聲。

我和愛人都是重組家庭的人，我很后悔，如果結婚后就及時對她進行引導和教育，定下規矩，任何時候不得參與公司的工程項目，一旦她提出這樣的想法或出現插手公司項目的苗頭就應立即制止，堅決反對，今天就是另外一種結果了。這樣不僅保護了我，也保護了她、保護了這個家庭。

擔任公司“一把手”20余年，我總覺得自己也算經歷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是個聰明人，直到身陷囹圄才徹底明白，我犯下的錯誤無法彌補，給企業和家庭造成的損失無法挽回，自己既沒有算清政治賬，也沒有算清經濟賬，更沒有算清情感賬。本來我這個年近56歲的人，應該逐步平穩過渡到退休，準備享受平靜生活，卻在這個時候走進監獄，仕途結局真是可恥可悲。